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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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揮小Ｋ低暾廡┗埃��執蟪炒筧碌刈吡恕Ｕ廡┟摶旅蘅闥偷錳�笆繃恕�24日開我們的批鬥會，一直叫我們跪著，如果沒有這條棉褲，我想我是很難回得來的。我什麼時候想到這位小李同志，都充滿了感激之情。

24日一早就把我們拉出來，街上路燈還亮著。到了工人體育館，就把我們關在一個小屋裡，眼睛都用黑布蒙著，勒得很緊，和頭髮結在一起，想鬆鬆也不可能。進屋後讓我們對著牆坐著。我聽聲音，還有王尚榮、陳鶴橋、史進前等人。

“文革”中林彪剪除異己，“靠紅衛兵而誅之”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檔案資料證明，12月24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的大會名義上是由北京軍事院校紅衛兵組織，實際上是在林彪葉群等人的示意下。組織批判會的人原來都穿軍裝，為了不太明顯，有些人一到臺前，一到公開場合就換上紅衛兵的裝束。當年知情者撰寫的文章提到：“開會那天，連葉群都是一身紅衛兵打扮，綠軍裝，紅袖章，只是為了掩蓋面目和年齡，比別人多戴了一個大口罩。林彪也對大會提了要求：‘幹部不要上臺，由紅衛兵自己搞。’那一天，葉群擠在19號看臺上，林彪沒有到會。”

批鬥會的規模和聲勢越來越大，手段也越來越殘酷。1967年3月4日、5日，36000餘人參加的“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在工人體育館連續召開。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之外，陪斗的有劉仁、萬里、吳冷西、周揚、童大林、安子文、曾山、肖向榮、梁必業，還有我的媽媽和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等數十人。

那是一些極其血腥的場面。每一個被鬥爭的人脖子上都被掛上一塊沉重的木牌，上面寫著碗口大的黑字，名字上還被劃上大大的十字叉。每個人後面站著兩個膀大腰圓的紅衛兵，他們的臂膀被這兩個人扭曲著，頭便會不由自主地向前彎。這是“文革”中最普遍的一種折磨人的方式，叫做“噴氣式”。整個會場上響徹震耳欲聾的口號聲、語錄歌。成千上萬面紅耳赤的人處在一種極其亢奮的狀態中，爭相表達著他們對革命和毛澤東本人的忠心。嘈雜的聲浪一陣蓋過一陣，聽不清檯上一個又一個聲嘶力竭的發言者究竟說了些什麼。時間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過去了。被鬥爭的人受到長時間的折磨，個個臉色灰白，冷汗滴滴。媽媽寫到：

開會時，我們都在臺上站成一排，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會場上又喊，又罵，又拳打腳踢。還有人去打瑞卿的耳光，瑞卿問他們為什麼打人，就打得越兇。讓我們低著頭，跪著，彎腰，還揪著後脖領子。我穿著一件中式棉襖，領子扣得很緊，再一揪，簡直喘不上氣。看我要不行了，他們才鬆了手。紅衛兵們穿著大皮鞋，儘管我穿著棉褲，腿上還是踢了好多青紫塊。一些人跑上來照相，照電影時，我低著頭，就是不讓照。我真恨不得地上裂開一道縫讓我鑽進去。他們就拼命扯我的頭髮。這時候，我忽然聽到瑞卿在我身邊說：“抬起頭來，讓他們照！”聽到這個話，我覺得很受鼓舞，心想，我也沒有罪，怕什麼？我就抬起頭來了。這時候，又聽到一個紅衛兵對瑞卿說：“你還有什麼了不起的？”瑞卿說：“你們要照就照吧！”我抬起頭來看他。他被用一個大筐抬著，旁邊是一片片血跡。這是從左腳的傷口裡流出來的。天啊，這是什麼世道！我心裡充滿了憤怒。

記錄這些血腥場面的電影和照片，至今還在。仍然令所有見到的人毛骨悚然。巴金先生曾在“文革”結束後的1986年著書回憶自己的“文革”經歷，並建議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他說：“應當感謝那些牢牢記住‘文革’的人，他們不再讓別人用他們的血在中國的土地上培養‘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養的花看起來很鮮豔，卻有毒。”①後來我看見了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叫做《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文字圖片集。這本書顯然是為了響應巴金先生的呼籲。雖然，紙上的“文革”博物館無法代替真正“文革”博物館，但在今天大陸不僅不可能建立一座真正的“文革”博物館，新聞出版方面還有明文規定：電影、出版物和報紙都不能出現“文革”場景。所以，實際上連這樣的書也不能出版。在這種情況下，攝影家楊克林的所作所為當然顯得尤其珍貴。

當我拿到這兩本沉甸甸的大書的時候，發生了一件絕不是偶然的事情。我拿起了下冊而不是上冊。隨手翻到1966年12月24日那頁而不是別的任何一頁，翻開的書頁上竟然迎面撲來刺鼻的血腥！爸爸正被四個帶著紅衛兵袖章的彪形大漢用籮筐抬著，左腳纏著厚厚的繃帶，照片上看不清爸爸的臉，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