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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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相片現在還在，看到它時，我會重溫一種恍若隔世的寧靜和歡樂。它們在遙遠的過去向我微笑，提醒我生命中有過這麼無憂無慮的時光、我們的這種童年幸福是因為它剛好處在一些偉人事業的上升期，在這些偉人的庇護下，我們這些人有著非同尋常的安全感。

註釋：

①葉挺（1896…1946），廣東惠陽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時期著名將領。抗日戰爭爆發後曾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皖南事變”中被國民黨強行扣押。度過了五年多的監獄生活。抗戰勝利後被營救出獄。1946年4月8日，在從重慶返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

②粟裕（1907…1984），湖南會同人，新四軍著名將領，1955年授予大將軍銜，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等職務。

③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湖南臨澧人。中國同盟會早期會員。1921年加入共產黨。解放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中共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10。把金納姐姐領回家

從那時起，我覺得男性的恩情和智慧勝過美，只有這才是真的美。

——《失樂園》148頁

金納姐姐是烈士鄧發的女兒，是爸爸把金納姐姐領回我們家。

關於鄧發，我知道的只限於黨史資料：他是廣東雲浮人，原名鄧元釗。1922年至1925年他在蘇兆徵的啟發和引導下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成為一名工人運動的領袖。在中央蘇區他擔任過中央局委員、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延安時期他擔任過中央黨校校長，1945年他作為中共工委書記代表解放區80萬職工出席了在巴黎召開的世界職工代表大會。1946年4月8日，鄧發乘飛機從重慶飛往延安途中，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因飛機失事遇難。和他同機遇難的還有當時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飛、博古，剛剛出獄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夫婦，王若飛的舅舅、教育家黃齊生先生等，黨史上稱為“四八烈士”。他遇難時金納姐姐大約八歲。父親犧牲後，金納曾和許多烈士的子弟一起被送到蘇聯莫斯科共產國際開辦的國際兒童院，解放後才回中國來。

我大姐峪田說，她上育英小學的時候，每到星期六，各家的父母來接孩子，金納總是和她一起被接回我們家。她從來沒有感到過奇怪，也沒有問過為什麼，她覺得和金納共同享有一個家庭是件挺自然挺愉快的事。那個年代革命隊伍裡的孩子完全沒有私有概念。

原來，爸爸當公安部長不久，有一次到廣東出差。大約是想減輕一點媽媽帶孩子的辛苦，工作之餘，他還帶著大哥小青和大姐峪田。在廣州，爸爸碰到金納的母親。也許是爸爸百忙當中還帶著孩子的事使金納的媽媽心有所動，她對爸爸說，她的女兒金納剛從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院回來，很不適應南方悶熱潮溼的氣候，託爸爸將金納帶到涼爽一些的北京上學。爸爸和鄧發以及金納的媽媽都不相熟，但金納是烈士的遺孤，爸爸自然覺得義不容辭，就一口答應了。

答應了金納的媽媽之後，爸爸卻忽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他和媽媽的一個約定。

我有七個兄弟姊妹，我是第六個。媽媽不知為什麼每懷一個孩子，妊娠反應都特別重，加上她生性要強，總想多做工作。還有早幾年打仗，環境艱苦，所以媽媽總是不想多生孩子。但是爸爸喜歡孩子，每次都跟媽媽說：“你看，咱們的孩子多好，一個比一個漂亮，越生越好。你生吧，生下來，我來養。”媽媽雖然知道“我來養”只不過是一句甜言蜜語，但是她每次都過不了這甜言蜜語的關。所以我們家加上大哥小青，不知不覺就有了七個孩子。二哥猛猛是在延安生的，本來媽媽已經給組織上打了報告，李富春同志也批准了可以不要的。但在爸爸的有意拖延下，猛猛還是來到革命聖地。進了城，有了第三個女，媽媽起名叫多多，是多了的意思。爸爸跟媽媽商量，別叫多多，孩子長大了知道爸媽嫌她多怎麼行，再說根本也不多。結果，多多沒叫成，改了朵朵，花朵一樣地讓人疼讓人愛。我生下來早產，雖然有驚無險，卻著實讓媽受了一回罪，讓爸擔了一回心。兩年後有了弟弟，媽媽說什麼也不想再要了，又給組織上打了報告。又是在爸爸一再阻撓下，世界上有了弟弟。事後，爸爸得意洋洋地說：“看看，幸虧都生下來了，打了報告的兩個可都是男孩子呀。”但是這回媽媽和爸爸商量好了，這是最後一個。所以弟弟起名叫了了，是結束，了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