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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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天，媽媽在例行的健康體檢中發現肺部有一個陰影。連續觀察的結果，那個影子長得很快。結合她原來有乳腺癌的病史，醫生們的估計是很不樂觀的。媽媽關心的事情是先別讓爸爸知道。但是那幾天，爸爸一開完會就上醫院來看媽媽，來了話就特別多，也特別溫存。媽媽一下明白爸爸是知道了。他對媽媽說：“動手術，不要猶豫，要爭取最好的結果。醫生說動手術才能診斷明確，而且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實際上爸爸心裡也沒有把握，他對哥哥姐姐們說：“媽媽肺上長了東西要動手術，如果是惡性的，醫生說最多還能活五年，這樣的話，就是老天太不公啊……”爸爸說這話的時候老淚縱橫。

在爸爸的鼓勵下，媽媽鼓起了勇氣。3月8日這一天，媽媽先去參加了“三八”婦女招待會，然後帶上兩個第三代，堅堅和毅毅到天安門廣場上去玩了一個下午。媽媽說那天的天氣非常好，她的心裡覺著挺平靜。回到家裡，她把我們所有人住的房間都看了一遍，就坐上汽車回醫院去了。

手術後證實病變是惡性的。哥哥姐姐們認為這個結論無論如何不能告訴精神已經處在極度緊張中的爸爸。但是爸爸自然還是知道了一切。是一個去醫院看望他的老同志，在他的一再追問下說走了嘴。

那位同志離去之後，爸爸和衣倒在床上，閉著眼睛不說也不動。他要在場的哥哥嫂子回家，他要一個人靜一靜。哥嫂剛到家，電話鈴響起來。原來是警衛員小王發現爸爸在他倆離開之後一直坐在床邊垂淚。小王不敢問，又怕出事，所以要哥嫂趕快再去。兩人扔下飯碗又往醫院跑。當他們氣喘吁吁爬上六樓，推開爸爸房門的時候，他們卻看到了一幅他們怎麼也想不到的情景。

爸爸已經穿好衣服，洗好臉，正坐在桌邊吃飯。他神態鎮定，和他們離去時已經判若兩人。爸爸對哥嫂說：“我不能這個樣子，我已經想好，我要出國去治腿。今後，我不能再要你們的媽媽照顧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還有多少時間，我要照顧她，要讓她過得愉快輕鬆。”

哥嫂說，爸爸出國治腿的決心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下定的。

媽媽漸漸好起來，在那一段非常痛苦的治療中媽媽表現得非常勇敢和有耐心。301醫院的醫生和護士都公認媽媽是一個最配合治療的病人。爸爸則積極作著出國治療的準備，他請有關的同志幫他調查情況，蒐集資料，他還向中央寫了報告。組織上派了專門的技術小組研究和考察有關問題。在爸爸的積極努力下，事情很快決定下來。

媽媽回憶說：“6月裡的一天，我剛剛出院不久，瑞卿就告訴我，出國治腿的事情已經定下來了。我聽了大吃一驚，而且心裡想，這麼大的事情怎麼不好好跟我商量？前幾天提到的時候他還說沒有定，也許拖一拖。記得為了這個我還和他吵了幾句，可是吵有什麼用呢？我知道他定下來的事情是無法更改的，再說，我也習慣了在這種時候聽他的。”

這樣，1978年7月15日，大病初癒的媽媽跟隨急切的、對自己充滿美好信心的爸爸離開了北京，飛往那個遙遠陌生的地方。媽媽並不知道爸爸這個巨大的決心裡飽含著對她的深長情意。7月31日，爸爸給在北京的兒女們寫信：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動手術了。根據觀察可能如願以償。雖然要冒一點風險，但大致不會出什麼意外的，你們放心。這裡的我國大使及大使館的同志們對我們很好。他們的階級情誼實在使人感動。……

媽媽寫：

今天我從大使館到醫院看爸爸（200多公里，汽車走2點30分）。要他寫幾個字給你們。他一寫就是一大篇。爸爸現在一切情況都正常。有的比在國內還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裡少，也容易些。可能與這裡氣候好有關係。醫生經過各方面檢查後說，比他們原來想的要好。2日決定動手術。爸爸和媽媽都有信心。因為教授、醫生說，我們雖然不是上帝，但一定會盡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館的同志都對我們很好，你們也放心好了。1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醫院附近的一個旅館住幾天，這樣看護爸爸方便些。等動完手術後媽媽再寫信給你們……。在外面的爸爸媽媽很想念你們。祝願你們工作學習得更好，身體健康！等爸爸動完手術後身體更健康，咱們全家就可以更努力、更多地、更愉快地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