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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綜合性組織，而協助設計家和時裝行業熬過了德軍的佔領，但是卻無法使巴黎繼續作為美國時裝的靈感和領導。儘管自三十年代以來，東部紐約和西部好萊塢一直有不少傑出的美國時裝設計家，但沒有人嚴肅地對待他們，名字更很少見報。現在巴黎沒有了。於是這批設計家們開始作出了精彩的貢獻、驚人的表現。一九四一年，紐約的Lord and Taylor百貨公司才又舉辦了一次時裝表演，邀請了大眾和新聞界。這次才公開捧自己人，而且捧紅了好幾位美國本土時裝設計家，其中最出名的是Claire McCardell。大約與此同時，重點放在自由、娛樂、戶外、運動的南加州年輕設計家們更在便裝上，一再創新，搞出來更能代表美國味兒的“加州式”Sports�wear（這個英文字在這裡不應翻成體育裝或運動裝，而是便裝）。換句話說，美國時裝開始出頭了。
可是巴黎究竟做了一百年的時裝領導，二次大戰也難於衝倒她的地位。於是德國投降不久，巴黎又恢復了她作為時裝中心的席位。把情況扭轉過來的也正是在巴黎時裝界，以及整個西方世界服裝界搞了一次時裝大革命（或反革命）的領袖，一個法國時裝設計家，Christian Dior。
一九四七年二月，巴黎同時出現了一個新“屋”（Maison Dior）和一個新式樣（The New Look）。去參觀的人發現穿在模特兒身上的時裝，一反戰時的簡樸式樣。她們穿的是溜肩膀、微微墊胸、緊腰身、寬裙、裙邊一直落到離地十英寸的女裝。啊！又復古了，又保守了，又女性化了，而且把自Poiret開始、花了四十多年工夫才逐漸發展出來的那種沒有腰身的式樣一下子給打垮了。最妙的是一開始，幾乎所有時裝雜誌都在罵這個New Look。英國的“時裝設計家協會”甚而要求政府下令抵制這個新式樣。各地政界婦女則說這個反動的新式樣等於把婦女幾十年來爭取到的權利都報銷了，婦女又變成為“女人”。然而更妙的是，只有一般中產婦女不罵。非但不罵，她們反而不顧任何權威的反對，熱烈擁抱這個異常女性的新式樣。每個婦女都想盡辦法存錢（而英國因戰後幾年仍在實行節約配給，所以英國婦女還要存布票）來擁有一件Dior新時裝。在戰時受盡苦難的婦女們大概都希望趁自己還沒有老以前再年輕一次，再吸引人、誘人一下。這個式樣一直流行了十年，一直到Balenciaga在一九五六年，Dior去世前一年，推出了更女性化的設計，Chemise，才將這個式樣取代。
但中產階級無力抗拒，或不願抗拒這個潮流並不表示沒有人在反抗。要說明這一點可能需要回頭看一下歷史，尋找一個線索。早在十九世紀初期，近代“現實的”布林喬亞和“創造的”藝術家們之間，不僅在意識形態人生觀上，而且在服裝上，而尤其在服裝上，就戲劇化地發生了衝突。商人資本家的打扮是高貴、華麗、規矩，其代表人物是貴族和富有的布林喬亞的時裝設計家，Beau Brummell，今日“市儈”形象的始祖。另一個極端，詩人藝術家則以拜倫（Byron）為代表，打扮的特色是風流、瀟灑、反叛、藝術浪漫派形象的前衛。但不要給“市儈、商人、詩人、藝術家”等名詞，因每個人都有主觀看法而矇蔽。他們二人都極其虛榮，極其自我，近乎自戀。Brummell可以在出現在公開場合之前花六個小時化妝打扮。而拜倫，我們的詩人拜倫，一旦發現腰開始肥了，則一連幾天就只靠蘇打水和餅乾過日子。但不管怎樣，這個“市儈”又多了一個“官僚”這個龐大勢力做他的同志。先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巴黎的“波西米亞人”，那些現代主義藝術家們的打扮就是要“嚇倒中產階級”（epatez le bourgeoisie），絕不允許在服裝上和“庸俗”的商人混為一談，也正是這個傳統的表現。而到了四十和五十年代，就在Dior把中產階級婦女用New Look又變成為“女人”的時候，巴黎、紐約和加州的一批年輕人，沒有經過任何大牌設計家的創造和領導，都先後發展出代表他們理想的服裝和打扮。坐在巴黎和紐約咖啡室和酒吧那些身穿黑色套頭毛衣、牛仔褲、網球鞋、披頭散髮、彈吉他、聊個沒完的青年男女嘴上掛的名字可絕不是Dior和他的New Look，而是一般人很少聽過的Camus，Satre，Malraux，de Beauvoir。存在主義誕生了，存在主義式的打扮也誕生了。接著是繼承二十年代“波希米亞人”傳統，又受“存在主義”影響而出現了美國五十年代的bea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