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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郭嵩燾，在中國近代第一個提出向西方國家學習民主政治制度。他是我國駐英國的第一任公使，在國外看到了先進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習俗，多次上書朝廷，但得不到朝廷重視，鬱鬱寡歡，辭官而退。他犀利的眼光和敢為天下先的倡議，得到了後世人的欽佩和肯定。
郭松燾的事蹟和遭遇，在這裡應該多寫幾筆。
郭松燾十九歲就中了進士，入了翰林。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他在浙江學政羅文俊的幕府中，親眼見到海防失守，非常氣憤。他主張既要學習西方建造工廠，又要學習西方的政教。他說，要遵循西洋的方法求得自身的富強，如果不學西洋的政教，就不可能收效。
後來，他作為欽差大臣，在英國居留兩年，實地考察西方科技文明、政教風俗、經濟發展，廣泛接觸英國各界人士，瞭解各個方面的成就。他以強弱為標準，把各國放在平等地位上來評價得失優劣，體現了世界一體的眼光。
郭松燾一直主張在對外交涉中注重國際公法的概念，這在當時當然是頗具識見的。然而，郭嵩燾對西方文明的深刻見解，並不能見容於當時愚昧自大的中國社會，反而被視為驚世駭俗、離經叛道的荒謬言論。1876年，他被任命為駐英法公使時，京城裡傳遍了攻擊他的謠言，說他與中國社會格格不入，又說他離開祖國，去為外國鬼子工作，是不對的。一些湘籍人士表示恥於與他為伍，甚至打算聚眾搗毀他的住宅。但是，郭松燾性格堅毅，對人們的非議不以為然。他說：天下人都誹謗我，而我心中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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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3）
他在臨終前不久，還作了一首自題小像詩：“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雖然是眾人皆醉他獨醒，但他卻充滿堅定的信心和無私無畏的精神。
郭嵩燾逝世後，王先謙等人寫報告，李鴻章代奏朝廷，請求為他封諡，慈禧太后還是沒有同意。義和團在京城搜殺“二毛子”時，仍有官員奏請鞭打他的屍體，“以謝天下”。
許多事例說明，湖南人敢為天下先。這些人才往往洞悉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率先提出順應時代潮流的主張，或者走在潮流的前面，做出驚人之舉。魏源、曾國藩、蔡鍔三個湖南人，分別從科技、教育、社會制度三個方面，推進了中國走向世界的近代化歷程。順應時代潮流是他們共同的選擇，也是近代湖湘士人的共同追求。
敢為天下先的湖南人太多了，陶澍改革鹽政、開創海運，賀長齡策劃《皇朝經世文編》，左宗棠創辦馬尾船政局，郭嵩燾首開中國出使西方之先聲，彭玉麟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這部驚世之作鼓吹吶喊，譚嗣同沖決羅網維新變法，王先謙集巨資創辦阜湘礦務總公司，黃興和宋教仁等人###組黨，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親手建立一個新世界。他們的所作所為，詮釋了一種精神的真義，這種精神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與時俱進”。
與時俱進的人，必須敏於接納新思想和新學問。這樣，我們又接觸到了湖湘文化兼收幷蓄的傳統。“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博採眾長，呈現出許多文化交融的過程。
首先，湖湘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間交融的結果。湖南的土著文化，即所謂的蠻夷文化，長期以來，與貶官文化、移民文化和中原主流文化發生交融。
其次，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的結果。交融的地域，既包括湖南省內的不同地區，也包括湖南省外的國內其他地區。
第三，湖湘文化也是不同學派相互交融的結果。楊昌濟對於各派學問的開放意識，充分體現了湖湘文化的包容精神。他是從宋學入門做學問的，但他承認漢學家考據的功力；他是從程朱學說入門的，但他承認陸王見識卓絕。他號召人們認同子思的思想：萬物共同生長互不相害，在平行的道路上走各自的路而互不相悖。他希望做學問的人各自抒發心得，以打破思想界的沉寂，萬派爭流，終歸大海。
第四，湖湘文化也是與外國文化相互交融的結果。明末清初，大批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在傳教佈道的同時，傳授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到了近代，曾國藩首倡清政府派遣留學生出洋。戊戌期間，譚嗣同等人擺脫傳統束縛而大力提倡西學，樊錐、易鼐等人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後來，黃興、宋教仁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國道路。在這些過程中更加增強了兼收幷蓄的功能。
湖湘文化激勵湖南人成材，而成材的湖南人又進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