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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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來自何方，不管出處是哪裡，都特別容易影響湖南人。

湖湘文化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隻注重闡述自己的精神內涵，並且從許多源頭來解釋集大成的來由，而沒有確立祖師的權威，沒有嚴格限定香火的延續，也沒有立下任何清規戒律，更沒有形成一個正統學派的小圈子，或者分裂為互相爭執不休的支流。也就是說，湖湘文化在整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從來就是不拘一格的，它的歷史程序始終處在非排外的包容的狀態之中。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人們對於湖湘文化很難找到明晰的界定，它與其他文化的界限總是那麼模糊，又總是有著那麼多的糾葛，它在一種混沌的狀態中，隨時都準備接受外來文化的滲透和參與。不僅外省人覺得要對湖湘文化做一個概括頗費琢磨，就連湖南人也往往覺得湖湘文化的內涵有些說不清、道不明。因此，人們來到嶽麓書院，不是並且也無法參拜或瞻仰某一位宗師，僅僅是憑自己的靈性，去感受一種文化氛圍，去體會一種文化的精神。

在近代中國，湖南人率先提出學習外國的先進文明，並且率先走出了國門。湖南軍事家魏源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湖南人郭嵩燾是出使歐洲的第一位中國外交使節。

在曾國藩和左宗棠的時代，西洋文明已經憑藉武力敲開了中國的門戶。西洋人和日本人在中國傳教、經商、辦工業，霸佔並經營管理著租界。湖南的大學者魏源和湘軍的領袖們，包括從湘軍陣營中分支出去的淮軍領袖李鴻章在內，都看到了洋人武力強大，看到了西方工業文明對於富國強兵的實用價值。另一方面，他們知道中國處在多事之秋，擔心洋人插手中國的內戰。

在湘軍攻下安慶之後，胡林翼到曾國藩那裡住了幾天。胡林翼要搭船回武昌，曾國藩把他送出安慶南門外的碼頭。他們看到，萬里長江，夕陽映照，江山如畫，湘軍水師的戰艦正在緩緩由下游向上遊航行。兩人正得意於風捲軍旗如畫的豪邁境界，只見洋人的軍艦從下游飛速駛來，鳴著汽笛，轉眼就超過了湘軍水師的戰船。軍艦上，烏黑的大炮閃閃發亮，外國的旗幟迎風招展。洋人的軍艦掀起的巨浪竟將湘軍的一艘戰船掀翻。湘軍水師忙於跳水救人，而洋艦上的水兵則在哈哈大笑。長江是中國的母親河啊，洋人的軍艦如此耀武揚威地橫衝直撞，有血性的中國人見到這樣的場景，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胡林翼看了一會兒，突然口冒鮮血，昏倒在地。

胡林翼醒過來的時候，對曾國藩說：“太平天國好對付，難對付的只怕是這些洋人啊。魏源在《海國圖志》裡提出的‘師夷之技以制夷’，看來不能再等待了！”胡林翼受了刺激，回到武昌後沒幾天就去世了。

湖南人胡林翼在去世前感到緊迫而提出的問題，就是要搞洋務運動，他應該是清朝第一個提出這個想法的官員吧。曾國藩即刻採納他的建議，開始“師夷長技”，開辦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後來，安慶製造局成為洋務派興辦軍事工業的起點。

曾國藩引進外國的技術製造槍炮，為進攻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做準備。在安慶，他接見了從海外回來的容閎，叫他立即去上海籌辦江南造船廠，放手發展洋務。他還派人去蘇北尋找在高郵任知州的魏源商量大計，可惜魏源早已自動棄職回邵陽老家去了。

曾國藩雖然沒有找到魏源，仍然和李鴻章一起倡辦洋務運動。他讓李鴻章自創淮軍，全部配備洋槍洋炮，並且採用“泰西陣法”，對軍隊進行了改革。

左宗棠的開放意識似乎比曾國藩更強。他向洋人貸款平定西北，平定新疆，引進德國的裝置開創西北近代工業。在這之前，他已在東南沿海開設了福建造船廠，修建了馬尾軍港，建立了南洋水師，李鴻章的北洋水師還是在南洋水師之後建立的。

晚年的曾國藩行動不便，常常坐在地球儀前出神默想。有一幅圖畫，上面是曾紀澤兄妹陪伴父親看地球儀的情景。不管曾國藩在想著什麼，他的眼光在搜尋中國以外的世界，在欣賞藍色的海洋，卻是無可置疑的。曾國藩看著外面的世界在想著什麼，從他奏請派遣第一批幼童出國留學就可以猜出端倪。可以說，這是曾國藩繼讀書人帶兵打仗、建立一支強大的地方軍隊之後，第二次開風氣之先了吧。而這一次的開創，更需要開闊的思維、開放的心態，以及創新的勇氣。

湖南人是與國際接軌的先鋒（2）

不過，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人都沒有看到的是，外國列強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相對於中國的封建王朝而言所具有的優越性。而日本人卻在大致相同的年代，在從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