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

第4部分 (第2/4頁)

伯初到江南時，得到一千多家荊蠻的擁護，得以站穩腳跟，建立吳國。楚國立國的時間比吳國晚了大約一百年，是周成王把楚國封給熊繹的。

吳國和楚國建立以後，對商周文化和蠻族文化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吳國認同了黃河文明，其中特別是周文化。吳國在自己的文化體系中自覺地吸收了黃河文化。楚國的情況剛好相反。楚國在兼併周圍的小國家時，打出蠻夷的旗號來嚇唬對方，而在要求周朝給自己以王的稱號時，也以蠻夷而自居，以此來要挾周天子。楚國人把蠻夷文化當成了自己的正統。這樣楚國人發出了和周朝人不同的聲音，作為周朝人的異己，不能不使周朝人有所戒備，甚至產生敵對情緒。這種情況，有點類似美國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關係。這樣一來，楚文化受到周文化排斥，楚人受到周人的歧視。但是楚人並不以為恥，也不害怕，而是更加逆反，朝著“蠻”的方向繼續發展下去。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司馬遷在談到吳國和楚國中的蠻族時，分別使用了“荊蠻”和“楚蠻”兩個不同的名稱。在現代人的概念裡，荊與楚這兩個地理概念大致相當，因此荊蠻和楚蠻似乎就是一回事。但是司馬遷對吳國的蠻族只稱“荊蠻”，對楚國的蠻族只稱“楚蠻”。可見，司馬遷將荊蠻與楚蠻劃分開來了，而且劃分得十分清楚，十分嚴格。在這裡，我們看到一條時間的界線，那就是以太伯建立吳國之前和以後來做劃分。在太伯建立吳國以前，江南的蠻族通稱荊蠻，太伯建立吳國之後，司馬遷就將他們改稱“夷蠻”，或乾脆把他們叫做“吳”了。名稱的變換表明了實際情況的變化。變化是什麼？蠻人中有一部分和吳人融合在一起，另一部分則向更邊遠的地方遷移。遷移到湖湘一帶的，就構成了楚蠻的一部分。

楚蠻文化是湖湘文化割捨不斷的前身，也就是湖湘文化的原始形態。原始的野性，可以用一個“蠻”字概括，其中有野生植物遍地的自然環境，所謂“沅有芷兮醴有蘭”；有充滿原始風趣的服飾，所謂　“被薜荔兮帶女羅”；也有樸實矇昧的民風民俗，就是“信鬼而好祠”；更有人類向大自然討生存的辛勤勞作和開拓精神，就是所謂的“蓽路藍縷”。

在“蠻”文化原始的野性中，為了捍衛獨立和自由，天生有一種反抗侵略和壓迫的精神，後來在湖湘文化中發展成為愛國主義精神。楚人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的愛國主義，不是教化的結果，而是根深蒂固的原始信念。楚人以自己的蠻性，執著著這種信念。“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說出這個預言的人，是非常懂得楚人的這種執著的。

楚人的原始野性中還滲透了自強不息的精神。先王熊繹立國荊山，是為了自強，此後楚人為了獨立和自由，一直在奮發圖強。楚人對於周王室的分封不公，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他們說，過去齊國、晉國、魯國和衛國受封時，都接受了寶器，為什麼唯獨我們受封就沒有寶器呢？為了爭回公道，楚國多次興師問鼎周室，不斷開拓疆域，把楚國版圖擴充套件到淮河、黃河流域，包括今天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的廣大地區，變得強大起來。後來，楚國內部發生了矛盾，給秦國造成了可乘之機。秦國後來居上，統一了中國。否則，歷史將會是另一個樣子。但是，楚人並不甘心被人吞併。後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果然應驗，秦朝竟然正是為楚人所亡。歷史告訴我們，湖南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蠻勁，特立獨行、自強不息，雖九死而不悔。

這個時期來到湖南的人當中，有一個人的行為和他的作品對湖南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就是戰國時代的楚國三閭大夫屈原。他是楚懷王的左徒，因為懷王聽信讒言，把他貶到沅湘。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後人司馬遷高度稱讚屈原和他的作品。1696年，湖南人吳楚材、吳調侯在浙江紹興編輯了一本供全國各地私塾學習的課本《古文觀止》，其中收錄了湖湘文化的名篇佳句，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古文觀止》收錄了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和屈原的《懷沙之賦》。許多學者認為，培育湖南人精神的湖湘文化，就是起源於屈原這位充滿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文人，而湖湘文化的發展，也將他的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貫穿了始終。

秦朝一統四海之後，鑿靈渠，置桂林郡，無數中原百姓被迫遷徙到五嶺兩側，大批罪犯被流放到了荊湘一帶，而不得志的文人騷客，也被罷官流放到這裡。湖南以它博大的胸懷一概接納。於是，大量的漢人開始與三苗部落的後裔聚居在湖南，而湖南人的血統和文化，也由此而變得複雜起來。

什麼是血性？（4）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