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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梁氏的理論與“鄉村建設運動”聯絡起來，或許更能瞭解文化保守主義的歷史地位和認識價值。
梁漱溟為什麼要搞“鄉村建設運動”呢？他在1934年12月寫的《鄉村建設旨趣》中說：“近代西洋文明來了，逼著中國往資本主義工商路上走。……八十年來，除了鄉村破壞外，沒有都市的興起，……不見新工商業之發達”，因此，他主張中國應當走一條不同的現代化之路，“這一條不同的路，便是從農業引發工業，農業工業為適當的結合，以鄉村為本而繁榮都市，鄉村都市為自然均實的發展”，“我們只有向著創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國” 。由此可見，梁漱溟所說的：“中國問題的內涵，雖包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而實則是一個文化問題”，所謂“文化問題”不是僅指窄義的文化，而是含蓋了廣義的“意識觀念”。梁漱溟的“救國之路”，雖然迴避了20—30年代的中國當務之急——社會革命問題（他不贊成和反對武裝革命），但在探討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乏真知灼見：其一，中國應該走與西方不同的，有中國特點的現代化之路；其二，中國的現代化，應該考慮農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三，以農業的發展促進工業的發展，工業與農業密切結合；其四，城市與鄉村均衡發展，二者不可脫節；其五，“現代化意識”在實現現代化中佔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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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義的價值與貢獻（2）
不必諱言，梁漱溟政治上是個改良主義者，不贊成搞階級鬥爭，反對暴力革命。他曾說：“要想消除共產黨的農###動，必須另有一種農###動起來替代才可以。我們的農村組織除了一面從地方保衛上抵禦共產黨外，還有一面就是我們這種運動實為中國農###動的正軌，可以替代共產黨” 。我們以他在政治層面上的表態，代替“鄉村建設運動”的總體指導思想，進而全部否定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思想，則有失片面。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抗日戰爭初期的表態，還是公允的。1938年1月，梁漱溟訪問延安，向毛澤東宣傳他的鄉村建設理論。毛澤東於百忙中詳細閱讀了梁漱溟的書，並且說：“你的著作對這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你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 。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一般知識分子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派的專制統治，又不贊成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們想找第三條道路，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鄉村改良運動蓬勃發展起來，梁漱溟是這一運動的倡導者。1930年時任山東省主席的韓復榘，電召梁漱溟商議在山東開展鄉村建設運動。1931年6月，在鄒平縣正式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梁任研究部主任，後任院長。1933年8月，山東省政府劃出菏澤縣為鄉村建設實驗區。一時吸引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來到這裡，“他們主觀上是企圖改造鄉村，改造中國，他們不是為著掩護地主資產階級，甚至不是為著個人的金錢或地位，而是為著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這裡艱苦地工作著” 。梁漱溟本人不僅身體力行，而且到處宣傳知識分子到農村工作。1930年暑期，他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演講，中心講“中國問題之解決”。他說，中國問題之解決的主動力，全在於其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與鄉村平民打成一片，結合在一起所構成之偉大力量 。
鄉村建設運動搞“鄉村自治”，“政”（政權）、“教”（教育）、“富”（經濟）、“衛”（保衛）合一，以村學鄉學代替基層政權，“鄉學村學，一方面是鄉村自治機關，一方面是鄉村教育機關”。到1935年，以菏澤為中心，增劃濟寧等13個縣為實驗區，1937年，山東省的107個縣中就有70多個被指定為鄉村建設實驗區，這一運動直到日本入侵才告終。
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表明，在中國近代史上，它之所以能與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絕不是偶然的。在自由主義者主張“全盤西化‘，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形而上學的對待傳統，實行“兩個徹底決裂”的時候，文化保守主義強調“傳統”的重要意義，並以國學大師的身份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和闡發；在自由主義者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津津樂道於改造自然的偉大成績，當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把鬥爭絕對化，熱心宣傳“鬥爭哲學”時，文化保守主義強調“天人合一”，提醒人們注意“和諧”在發展中的意義；當自由主義者鼓吹“科學萬能”，某些馬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