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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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滿懷報國之情，回國工作，積極投身洋務運動，為推動工業發展獻計獻策。下面我把容閎寫的《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中的一段抄錄如下，其愛國之心、報國之情，溢於言表，甚為感人：

“整個大學階段，尤其是最後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

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當我意志消沉時，往往想反而不如根

本不受教育，因為教育已經明顯地擴充套件了我的心靈境界，使我深深感

到自身的責任，而茫然無知的人是決體會不到這一點的。……我可以

自稱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那麼，我就該自問：‘把所學用在什麼地

方呢？’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即將結束以前，我心裡已經計劃好了將來

要做的事情，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

透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此目

的成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盡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這個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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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方的亞當夏娃重寫出生證（1）

把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籠統的說成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產兒、附屬品，有悖於歷史事實。套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來解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也顯得牽強附會。

1、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產生早於民族資產階級。

中###史和近代史講到中國工人階級的特點之一是，它誕生於外國在華工廠企業和官辦洋務企業中，早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這一看法，也完全適合於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國最初的一批近代知識分子產生於19世紀40年代的外國教會學校，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中一批官辦學校的興起，使近代知識分子的隊伍迅速擴大，70年代開始外派留學生，90年代民辦學校出現，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據清朝學部統計，宣統元年（1909年）各省學生數達1626720人　。康梁維新變法運動，標誌著近代知識分子群體正式走上政治舞臺，成為一支推動社會改革和現代化的活躍的社會力量。

與之相比，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要晚了許多。學術界一般公認的看法是：“中國民族資本的近代工業自一八八0年以後才開始慢慢地生長起來”　。民族資產階級“無論上層和中下層勢力在七八十年代都還沒有形成為一種階級力量”　，“一###四年中日戰爭中國的失敗，徹底暴露了洋務派‘新政’的破產。洋務派把持工業的失敗，給萌芽狀態中的資本主義有機會反對‘官辦’工業，，以求自己的發展”　。直到1900年間，“私人資本的工廠共為七十九個，其資本總額為一千七百多萬元，這個數目是很小的　。民族資本企業的初步發展並形成一個興旺局面，是在20世紀初。可以說，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不僅不是民族工商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產兒、附屬品，而恰恰是催促民族工商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產生與發展的呼喚者。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長處與弱點，並不是某一個階級屬性的翻版，而是中國近代歷史環境、社會總的狀況以及中西方文化交匯的綜合產物。我們應該為首嘗西方文化和科學技術知識禁果的東方亞當與夏娃們，重新填寫“出生證”。

2、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產生於憂患與追求的歷史大環境中，具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和參與政治的熱情。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有憂患意識，蘇軾的名句：“人生識字憂患始”，陸游的《病起抒懷》：“位卑未敢忘憂國”，以及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充分表達了這一心態。到近代，由於列強的入侵和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朽無能，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日趨嚴重，整個中國處於風雨飄搖中，許多知識分子懷著強烈的憂國憂民情緒，積極投身政治活動，成為變革時代一支最為活躍的力量。如早期的著名知識分子魏源（1794—1857），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曾積極參加抗英鬥爭。失敗以後發奮著書，主張變法改革，向西方學習，提出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他的長篇鉅著《海國圖志》，介紹了世界五大州幾十個國家的地理分佈和歷史政情，總結鴉片戰爭的教訓，探索強國御海之道。該書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影響，可惜並未得到當權者的重視。牆內開花牆外香，《海國圖志》傳到日本，卻引起強烈反響，政界人士爭相閱讀。1854年至1856年間，日本出版選譯本21種，有的地方還把它當作教科書，以至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