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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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可能的危險是：讓‘獨自’思考頂替了獨立思考”。

上述文章的觀點表明，所謂“自主意識”，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固然有個人擺脫人身依附的社會關係和“一日無君，六神無主”的奴才心理的方面，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更重要的是喚起廣大民眾的覺醒，自主意識的核心是民主意識。所謂“朝前意識”，就是在中國科學技術如此落後和民眾精神如此愚昧的情況下，能夠以比較科學的觀點分析中國的社會問題，朝前意識就是科學意識。康有為談及富國之道時曾明確的表示，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原因在於“其各國讀書識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而我中國文物之邦，讀書識字僅百分之二十”，“夫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民少則國弱”　。康有為一個世紀前講的話，中國的許多人幾經折騰，飽嘗教訓，才在近20—30年真正有所領悟。直到近幾年仍然把“知識差距導致國力差距”當成最新的理論加以宣傳　。

4、中國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社會總的狀況，決定初生的近代知識分子處於軟弱無力的社會地位。

長期以來有一種影響頗深的看法：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決定近代知識分子具有軟弱性。這一看法，並不完全符合歷史的實際，認識上有很大的片面性。理論上也有簡單化、貼標籤的毛病。知識分子在一定時期，曾扮演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發展的呼喚者和政治理論代表的角色，並非資產階級的附庸和奴僕。馬克思曾講過：“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　，“不管資產階級社會怎樣缺少英雄氣概，它的誕生卻是需要英雄行為、自我犧牲、恐怖、內戰和民族戰鬥的”　。恩格斯也講：“給現代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受資產階級的侷限。相反地，成為時代特徵的冒險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動了這些人物”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歷史表現，也證明了這些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改良主義者康有為、梁啟超發動的變法維新運動失敗時，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等“六君子”，在頑固派的屠刀下血灑京城，英勇就義。譚嗣同就義前慷慨陳詞：“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有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後來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運動，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的方聲洞（時年26歲，留日學生）給父親的遺書中擲地有聲的說：“男兒在世能建功立業以強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烈士馮超麟（時年22歲，南洋水師學校學生）參加起義前，聞父病危乃曰：“國事公也，家事私也，……吾寧受負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載一時之機，而終為亡國奴也”。烈士林覺民（時年25歲，留日學生）在給妻子的遺書中深情地說到：“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做為中華民族的脊樑，其業績與精神，將永垂青史。

為東方的亞當夏娃重寫出生證（4）

我認為，這些才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主流。那種把“資產階級軟弱性”說成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本性，而大加鞭搭的做法，明顯的帶有偏激情緒。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本身與他們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相比，確實處於“軟弱無力”地位，這是因為知識分子是以自己的知識立足於社會，既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也不掌握政權，更沒有軍隊。它推動社會改革和現代化的主要手段是知識，靠“一支筆”（著書立說、寫文章）“一張嘴”（教學講課，演講）造輿論、發議論、宣傳其主張。而它所面臨的社會，是極其黑暗的封建專制統治，既無議會可利用，又無言論、出版等自由，一切靠“槍桿子”說話。此時的知識分子人單力薄，“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很難施展才華，實現抱負。

中國近代工商業和資產階級的發展狀況，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理論和政治活動有沒有影響呢？有。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中國的近代工商業發展很晚，始於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形成很遲，直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還處於形成過程中。這就使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雖有強國富民、實現現代化的願望，卻很少能從中國的社會現實中獲得思考和研究的豐富材料，從而形成立足於中國現實的堅實的思想理論。一些著名知識分子的經濟思想，往往只是借鑑了西方經濟理論觀點，而缺少對中國現實的深刻思考。據19世紀長期在中國辦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