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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有明確的針對性，針對反歷史而動的思潮。第三次思想解放始於1994 年一篇被稱為“左派”綱領性宣言的“萬言書”，即名為《影響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這篇近似於“左派”的檄文一時間在社會上流傳甚廣。文章從所有制結構的歷史變革、私有經濟比重的大幅躍升、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私營業主作為階級重新登上歷史舞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黨組織的弱化和與工農關係的變化、黨員幹部的腐化墮落等方面論證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歷數現代化的種種弊端，並據此試圖否定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因此，第三次思想解放肩負的使命更加艱鉅，它面臨如何回答“新左派”在意識形態上提出的挑戰。反對《物權法》的人其實帶有當年“新左派”的明顯特徵。。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中國正在經歷的第四次思想解放（3）
在另一條戰線上，當年清華大學研究國情的胡鞍鋼教授質疑經濟特區的超國民待遇，建議減少由稅收政策引起的地區差異，在今天看來是對的，不然今年人大也不會順利透過《企業所得稅法》。當時部分學者質疑特區稅收政策的“特”還有一個政策背景，就是1994 年實行中央地方分稅制和新稅制，這直接影響特區的優惠政策，特區是否應該採取與全國統一的稅率和稅負就成為爭論的焦點。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看，當時兩稅並軌的時機尚未成熟，“兩免三減”依然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優惠手段之一。加入WTO 五年後，新的領導集體提倡社會公正，承諾履行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義務，這才有了對胡教授的無聲的“翻案”。知識階層的超前畢竟要讓位於政治家對時局的研判。
中國的每一次思想解放並未伴隨著巨大的政治變革，它不是急風暴雨式的革命，不是從理論到實踐對傳統路線的激進的否定，即便“*”的結束也沒有產生像蘇共二十大那樣的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徹底清算，而是依據《黨內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辯證地分析偉人歷史的侷限，用集體智慧來重新詮釋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含義，反覆強調對國情的尊重。
我對赫魯曉夫的孫女尼娜·赫魯曉夫進行過採訪。她說俄羅斯不是改良式的國家，它從古到今充滿了暴力和革命式的狂飆運動。中國的社會轉型則是漸進的、改良的、有計劃的思路，本著先試驗後推廣、循序漸進的路徑階梯狀地由沿海向內地縱深發展。
中國沒有像俄羅斯那樣在蘇共垮臺後立刻進行私有化的“休克療法”，短時期內，盧布貶值一瀉千里，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社會動盪一觸即發。葉利欽、科濟列夫時期的俄外交對美一邊倒，結果戰略空間因北約東擴一再被擠壓，獨聯體也名存實亡。中國的外交從1989 年和冷戰後的孤立中走出來，很大原因是不以意識形態畫線和在保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恢復與美國的成功接觸和對話；而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和大國外交一樣又保證了國內生產力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回顧中國過去30 年的四次思想解放，都離不開*當年提出的八字方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他的一條主線就是反“左”。而每一次自上而下的引導基本依靠精英階層的科學決策，適當的內部*，然後高度集中，依靠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揮一黨執政的威權優勢，穩步推進並妥善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係。
中國的發展思路沒有迎合20 世紀90 年代初世界銀行提出的“華盛頓共識”，即*政治下的市場經濟孿生形態，雖然《物權法》的出臺標誌著*和公正的意識在覺醒，中國走的是尊重自己國情的道路，但是我們付出的代價可能和成就一樣巨大。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陶醉和自滿。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三槍》“斃掉”了張藝謀
紅高粱裡的二人轉，低俗，惡俗，除了野合就是私奔
惡俗、低俗、豔俗，這三槍彈無虛發，全部命中當下賀歲片的市井要穴，隆冬季節，一代導演竟然媚俗到了真把馬尿當扎啤來解渴、消夏和避暑的地步。我怎麼也無法把《圖蘭朵》的導演跟《三槍拍案驚奇》聯絡在一起，藝術的多樣性和個性固然有其內在關聯，而風格和境界如此戲劇性地跳躍和商業化、惡搞電影的娛樂元素，出自一人之手，我只能認為這是本山大叔的影視基地與張藝謀工作室門第不當的私奔和野合。這種畸形聯姻的基礎是東北二人轉民間藝術的病態走穴在影視界的再度延伸。不僅泰格·伍茲，藝術家更容易誤入風塵的煙花柳巷，與倚門賣笑的人眉來眼去，勾搭成奸。
此番娛樂至上、把東北二人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