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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媒體和公眾輿論的充分辯論最後集中立法討論,並以徹底的*和自由的表決方式獲得透過。它能否為今後更大意義的社會變革和清算埋下社會公正方面的隱患,殊難逆料。比如對所謂私營企業原罪的保護,也就是承認了沒有被法律及時追究的非法所得(如侵吞公共財產、逃稅、漏稅、虛開增值稅、組織賣淫、聚眾賭博、打砸搶、走私販毒等各種名目的巧取豪奪和洗錢所得)都將受到法律的保護。這樣的保護是否成為必要的邪惡(But one bad example cannot justify the other )?英美兩個現代*意義上的政府以其如此完備的法律和道義體系,也沒有深究當年血腥和罪惡的奴隸貿易。但是,今天的黑人參政議政並沒有完全擺脫當年祖輩被販賣到美洲大陸的卑賤身份所帶來的陰影。文明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程序是否都要經過血腥圈地、野蠻積累、弱肉強食的階段?難怪黑格爾也浩嘆:“相信人性惡比相信人性善可能更有助於歷史的進步。”
令人玩味的是,中國的前三次思想解放只有第一次經歷了自上而下的有引導的大討論,而它的背景是為*復出透過輿論作思想準備。其他三次的情況皆為“只做不說”的強人主導的對歷史的超越。這是由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決策過程中重視技術官僚的精英權力和設計,以犧牲大*、社會公正和輿論監督為代價所取得的。這種黨內的*集中制的決策特點恰好迎合了民意致富心切的社會趨勢,又由於沒有一個政治上高度自覺的中產階級的制約,所以只能說明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商業階層出於功利圖個實惠而已。但是,社會分配的兩極分化將為社會穩定帶來巨大隱患。
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認為在告別了短缺經濟後,應該提出“*”的理論,嘗試擴大執政黨的社會基礎。政府聰明地控制住輿論,沒有引發和引導社會進行討論和猜測。它的思想解放的光環更多被西方媒體所注意,並酸不溜丟地把它與歐洲的社會*黨黨綱相提並論。當然,從外部來看,全球化時代資本對中國社會都市化和工業化程序也起了決定性作用。
一部法律一般情況下在全國人大經過三讀就會透過,但是《物權法》經過12 年的醞釀和“八讀”才最後“強行”透過,其社會阻力如此之大,可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轉軌是非之多。它的透過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四次思想解放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為此,*總書記還專門就《物權法》組織政治局全體成員進行了一次認真的普法學習。新的領導集體善於學習的精神令人刮目,一如*同志剛剛就任總書記就赴西柏坡參觀開國元勳們的紅色歷史遺蹟,加強歷史的記憶。對新法的學習和領會,在一定意義上不亞於共產黨當年開門進城執掌新生政權時一個年輕的革命黨對全國人民政治協商的虔誠和期待。其實,中國社會還沒有學會如何適應民意和民聲的多樣化,年幼無知、血氣方剛的中國知識分子學會了沉默。不過,成長的煩惱始終伴隨著轉型的陣痛,從革命黨到執政黨,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執政基礎和執政能力都在發生巨大變化,本屆領導人親民形象的樹立應被視為是經濟推動政治的進步。人民開始逐漸習慣新一代領導集體溫和的良政,相信應該不會再有廬山會議那樣的黨內殘酷的*的干擾。
中國正在經歷的第四次思想解放(2)
紅色記憶與思想解放又豈在對*革命的追憶和緬懷?“*”結束後我們迎來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耐人尋味。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是*同志在1978 年12 月13 日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指導性意見,事實上,這個講話精神為很快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了基調。《光明日報》刊登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思想和輿論方面作了權威的解釋和鋪墊。
接下來,農村實行了包產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民公社解體,小崗村的“揭竿而起”讓億萬農民嘗試了新時期沒有土豪劣紳的“土地改革”。很快,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溫州現象呈星火燎原之勢,個體經濟迅速由廣東福建的珠三角和江浙一帶的長三角開始“北伐”和“西征”。國家宏觀經濟結構的優先發展順序和思路是農、輕、重。全國迅速恢復高考制度,中組部大量*冤假錯案。中國詩壇大爆炸,《詩刊》上署名舒婷和北島的象徵主義的作品表達了“*”剛剛過去後,知識界良知的甦醒。上海人宗福先的話劇《於無聲處》及《十月》、《收穫》、《人民文學》和《小說月刊》上發表的“傷痕文學”反思了知青現象,流露了尋根意識。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