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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方面當時對中國叛逃者的政策已經作了調整，對於叛逃的知青，原則上都是進行特工訓練後派往中國執行任務，所以克格勃不擔心這些人中混入了“中國間諜”，這樣，對叛逃者的審查遠沒有三年前傅索安叛逃過去時嚴密。皮勇逃到蘇聯後，馬上被關進克格勃的看守所，訊問後她寫《親筆供詞》，要從七歲開始寫起，一直寫到叛逃時的情況。皮勇不敢隱瞞什麼，只得如實招供。沒想到克格勃聽說她是積年扒手，竟然大感興趣，連稱“有用的人才”。
當然，這種事日說無憑，必須眼見為實，因此克格勃特地安排了一次測試。
當時，皮勇被關在距中蘇邊境三百公里處的小城尼布楚的看守所裡，克格勃在那裡設定有一個分局機構。這種機構當然沒有身懷扒竊絕技的情報專家。這樣，最實際的測試就是讓皮勇去市場當場下手扒竊。幾個克格勃軍官把皮勇從監房裡提出來，對她說：“現在，我們要把你帶到市場上去，你可以任意對你所認為適宜下手的物件行竊，不必有任何顧慮。但是，有一點你必須注意，你別想動逃跑的腦筋，我們始終盯著你，只要你敢試一試，就會開槍把你打死！”
皮勇嚇了個激靈，連忙點頭：“是！是！是！”
結果，皮勇的表現使克格勃軍官大大吃驚：他們把皮勇從監區提審室往外面帶，穿過院子，進入一條連線監區和看守所工作區的長長的過道，過道盡頭是一道電動控制的鐵門，出了鐵門又穿過院子、過道，方才到門口警衛室。皮勇跟著那幾個軍官，走進警衛室，軍官在辦出門登記手續時，皮勇突然笑嘻嘻地說：“我想，我們不必出去了。”
軍官不無驚奇地問：“為什麼？”
皮勇從懷裡掏出一個煙盒，對一名軍官說：“這是您的吧？”
那軍官瞪大了眼睛，下意識地摸了摸口袋，叫著“是的”，取回了煙盒。
正當那幾位在驚歎皮勇的“特殊技能”時，皮勇又指著另一個軍官：“您丟了什麼東西嗎？”
軍官一檢查，發現少了鋼筆。皮勇笑著把鋼筆還了他，這場測試就此結束。
不久，克格勃就派人找皮勇談話，給她兩個選擇：一是遣送回中國；二是留下來當蘇聯國家安全部的特工。皮勇性格雖然有些大大咧咧，但她也知道遣送回國後會有什麼樣的結局，於是答應當特工。這樣，她就被送往已經初具規模的“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和先期被招募後抵達的那些特務學員一起，一面進行體能訓練，一面接受“政治洗腦”——聽克格勃專家作反華、反中共、反毛澤東的宣講和看反華影視片。至1971年10月底，學校對他們進行了分班分科目，皮勇因為會扒竊，被分在“情報”科目，學期三個月，最主要是由克格勃的扒竊專家向她傳授系統的扒竊技能，另外則學習情報心理與情報實踐，後者包括開鎖、使用各類竊聽器和製作微縮膠捲以及運送情報的方法。
皮勇受到傅索安的青睞，除了她是女知青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甚至超過前一點的是：她能喝酒。
皮勇還在兩歲時就已經開始從每天必飲酒的碼頭工人父親那裡沾一兩口酒了，當時當然是為了藉此能得到幾顆花生米、半塊豆腐乾之類。後來，她開始偷竊了，自己有了錢，便常常溜到飯店去喝酒，也有時則買了酒和滷菜去公園找個角落自得其樂，有幾次曾醉臥草叢，通宵不歸。如此實踐，到她插隊落戶時，她的酒量已經超過男知青了。蒙古族牧民善飲，皮勇的酒量由此又得到了鞏固和發展。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後，由於當地氣候關係，學校允許學員喝適量的烈性酒，但以不醉為前提，誰喝醉誰就進禁閉室。皮勇對這種寬鬆很是滿意，經常在餐廳或者酒吧間喝“茅臺酒”、“西鳳酒”、“竹葉青”、“五糧液”、“滬州老窖”之類的中國名酒。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所有的用具、食品等等全是中國產品，生活方式也全是照搬中國的，甚至使用的錢鈔也是人民幣，也用糧票、布票等當時中國國內使用的票證，但是不限量。
傅索安因為長期心緒不順，經常以酒澆愁，自然也常常喝酒。
初到“契他伊斯卡雅”的特務學校，她喜歡一個人待在寢室裡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