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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鄺裕祥的口供。刑偵科李平副科長是上海人，他根據“小龍”在諸方面所表現出的特證，認為她的原籍是上海，理由如下：第一，上海屬於吳語地區，上海人說普通話時對捲舌音總是掌握不準，使人感到缺乏“北方味”，顯得不順暢。另外，上海人在打聽他人年齡時有一個明顯的習慣用語，即問“幾歲了”，而不是“多大了”。第二，上海人嗜食大米、糯米，燒菜愛放糖。第三，上海人習慣喝黃酒。第四，只有五十年代在上海生活過的人，才知道當時蘇州河及其他小河中的水質情況；也只有上海市區中的居民，才把“小河”稱為“小河浜”、“河浜”。
李平的推理被大家一致認為合乎情理，這樣，可以初步認定‘小龍”原籍是上海，原先的身份是上海知識青年。根據3月19日的案情分析所作的關於她在離開“先鋒廠”後多半會潛回原籍養傷的結論，基本上可以認定“小龍”現在棲身上海。偵查指揮部當即拍板：速派一支由精幹偵察員組成的偵緝小組，急赴上海緝拿“小龍”！”
1972年3月11日傍晚，由劉城、李平率領，倪炯敏隨行的十人偵緝小組飛抵上海虹橋機常已經接到公安部通知讓“全力協助”的上海市公安局派車把他們接往福州路市局機關。上海警方專為協辦“2·28案件”而組建的一支由十六名資深偵察員組成的專案組已在那裡等著，雙方未及寒暄便開始通情況，談構想，制訂偵緝方案。
在偵查工作中久經世面的上海同行沒有料到“先鋒廠”方面來滬要辦的竟是難度這樣高的一個案件，要找的物件竟是一個只知大體上是知青身份的女青年，這等於是從頭開始辦一個案件。不過，上海警方在協助全國各省市同行協辦案件方面的“高熱情、高效率”在全國警界向來是出了名的，專案組長邵冬鋒當即表態：難度再大也要上，一定要把案犯抓到！
“先鋒廠”方面原來的設想是在上海歷屆知識青年中排查線索，然後縮小範圍開展偵查。但這個方案顯然是難以實施的：至1972年1月底，上海已有八十九萬七千六百餘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說檔案材料不全，就是全的話，在這些數量的材料中找一個只有體態容貌特徵的“小龍”也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這等於是在一箇中等城市中找一個匿名者，而且這個匿名者還只是“曾在這裡待過”，顯然是無法進行的。上海專案組諸君也開動腦筋反覆考慮，但一時想不出一個在時間和質量上都行之有效的辦法來。這時已是3月11日深夜，大家都已疲憊不堪，於是決定休會，次日再作計議。
次日上午9時，雙方繼續舉行案情分析會。上海專案組偵察員老盧提出了一個主意：“小龍”潛來上海既然是為養傷，那她一抵上海首先必須治療，要治療就必須進醫院，進醫院就得填病歷卡，河不從這上面試一試？即使查遍全市各個醫院，範圍也是有限的。
眾人都認為這個主意不錯，於是立刻散會，兩人一組拼成了十個小組，配備摩托車，劃分地塊，馬上開始調查。
當時，上海衛生系統有個規定：患者求醫，病歷卡由各醫院掛號室保管，只給患者一個門診號，憑號付費領病歷卡。這個規定無意中給“2·28案件”的偵查提供了方便。使偵察員每到一個醫院，都能很容易地調閱今年3月1日以後新開的病歷卡（據分析，“小龍”肯定使用新開卡）。上海的醫院很多，從市級一直到區級、街道（地段）級加起來共有二百多家，還不包括十個郊縣的縣級、鎮（公社）級醫院。二十名偵察員一天跑下來，只查一百來家醫院，並未發現線索。
當晚，幾個頭頭腦腦開碰頭會，認為偵查思路是對頭的，但鑑於時間緊迫，需要增大偵查力度：從次日起，增派十個小組投入調查；同時，急電通知十個郊縣公安局，由各局安排專人去境內各醫院衛生院調查，所有工作必須在一天內完成。
這樣，到3月13日晚上，偵查觸角已經伸遍了全市市區、郊區大大小小的每個醫院，但是，反饋過來的情況卻令人無法樂觀：竟是沒有一個女青年去診治左腳大腳趾骨折的！偵察員皆大惑：難道偵查思路出了問題？一時間，會議室議論紛紛，許多人的觀點傾向於“小龍”並未來上海。“先鋒廠”方面的劉城、李平幾個頭頭，聞言神色都變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個案件便重新成為“無頭案”了，偵查難度之大使人不敢想象。
這時，倪炯敏開口了，問上海專案組組長：“老邵，你們上海有沒有企業醫院？”
邵冬鋒聞言，先是一怔，繼而恍然大悟：“有企業醫院！對！
對！對！漏了這一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