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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官、男學員的私通，令克格勃總部大為震驚！
製造這個變故的角兒名叫固田一郎，據固田一郎有時喝醉酒後口出狂言時吹噓，他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資歷最深的特工，連校長布特卡少將的資格也沒他老，如果蘇聯方面真正能“量才錄用”，或者這所學校是日本人辦的，那麼校長位置非他莫屬。
去掉這番話語中的水分，單從當特工的年份而言，固田一郎確實是很早的，也許算得上“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全體師生中的老前輩。
固田一郎，1918年出生於日本名古屋市的一個商人家庭。他五歲時，名古屋發生地震，父母雙亡，家產毀於一旦，他被一個警察收養。警察的妻子是個罕見的“虐待狂”，把固田一郎當作一頭小動物來對待，在提供應有的食宿的同時，不斷地虐待他。固田一郎在這種虐待中成長，形成了一種機智而冷酷的性格。固田一郎十八歲時，考入東京刑警學校，一年後，日本在中國發動“盧溝橋事變”，全面展開了侵華戰爭。根據政府規定，東京刑警學校抽調一半學生轉往由陸軍省主辦的陸軍特工速成學校，固田一郎也在其中。十八個月後，固田一郎以優異成績從陸軍特工速成學校畢業，隨即被派往中國，先後在北平、南京和杭州的日本特務機關從事對華特務活動，由於成績顯著，只兩年就晉升為上尉組長。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固田一郎奉派去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日本特務機關工作。兩年後，他又接受指令化裝成中國礦工，潛入蘇聯西伯利亞地區進行特工活動，但很快就失風落網。抗日戰爭勝利後，固田一郎被蘇聯紅軍遠東軍區軍事法院判處無期徒刑，押往勞改營服苦役。
固田一郎被投入勞改營後，猶自念念不忘自己是一個“優秀的特工”。他給勞改營當局不斷地打報告，聲稱可以把自己多年特工活動的情況和經驗詳盡地寫下來，提供給蘇聯情報機關參考。最初，勞改營當局沒有答理他，直到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組建了克格勃，這個機構把觸角伸進了勞改營，終於發現了還囚禁著這麼一個角色，於是當即讓固田一郎寫材料。第一批材料送上去後，克格勃的特工專家認為有研究價值，讓勞改營免除了固田一郎的苦役，改善生活，專門讓他寫材料。固田一郎從進陸軍特工速成學校到落入蘇聯人的手掌一共才六年，而他的材料卻從1956年寫到1962年，也是六年。也許他寫的材料中確實有令克格勃特工專家感興趣的內容，所以等他寫完材料後，一道來自莫斯科的命令飛抵勞改營主任的案頭，要勞改營“保證該犯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勞改營雖然不直接屬於克格勃管轄，但對克格勃的命令一向奉為聖旨，於是馬上徹底免除了固田一郎的勞役，立即改變他的生活條件，予以特殊的優待，把這個日本特務當作貴賓似地養了起來。這一養就是九年，直到克格勃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時，有關專家忽然想起了固田一郎，認為他是一個很合適的教官人選，於是馬上和原判單位遠東軍區軍事法院聯絡，讓下了一份改判裁定書，把固田一郎放了出來，直接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擔任地理、地貌、地形學課程的教官，兼上暗殺課。
固田一朗比傅索安先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傅索安一到校，他馬上就盯上了這個姿色還不錯的中國姑娘。固田一郎在蘇聯已經待了二十多年，完全熟悉了這個國家的情況和做法，知道自己雖然已算“刑滿釋放”，也有一份不算低的薪水，但是實際上並沒有行動自由，活動範圍僅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等於是軟禁。所以，他這輩子別想回日本老家。這樣，固田一郎就從實惠點的角度去考慮，想就在這裡娶個老婆定居下來算了。當然不是考慮生兒育女，而純是一為解決煎熬已久的慾念問題，二為想有個小家庭過過溫馨的日子。固田一郎把這個念頭定在傅索安身上，一是看中了傅的美貌，二是因為傅是中國人，而他是半個“中國通”，兩人生活在一起便於溝通。於是，固田一郎經常藉故去和傅索安接觸、搭訕。傅索安縱然機靈，也不曾想到這個年齡比她父親還大的日本男子在動這個腦筋，因此壓根兒沒去往這方面留意，當然也不會作出什麼反應。
那固田一郎見傅索安如此，哪有耐心等待，反覆考慮下來，決定採取出其不意的行動，來個“生米煮成熟飯”，迫使傅索安就範。
一個週末之晚，固田一郎在空無一人的教學區自己的辦公室裡往教官宿舍傅索安室（教官都是住單人寢室）打了個電話，稱自己正利用業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