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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如若有人問起，便說他是上午7時到的。
何十四一口氣交代完後，又是連連求饒。這邊偵察員自是大失所望，當下把何十四先押了，急忙向將軍墳指揮部報告，請求找俞某檢查。不多時，迴音來了：俞某證實了何十四的口供。
何十四為此付出了代價：被處勞動教養一年。此與本案無關，就此打祝這邊周曉良小組諸君白白耗費了一番力氣，自是惱火，正沮喪時，郵電所送來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緊急回電……北京市公安局拍發來的加急電報全文如下：“遵囑，對知青陸文龍家屬進行訪查，稱陸在郊區親戚家。調查人員當即驅車前往，見到了陸本人，特告。”發報時間為下午6時20分。
偵察員看了電報，搖頭苦笑：這個物件也否定了。因為北京距將軍墳數千公里，照眼下的交通條件，陸文龍根本不可能上午在將軍墳作案，傍晚已回到北京。
芙蓉溪偵查小組在大失所望而沮喪時，楠角鎮小組正在為偵查工作取得了進展而興高采烈。這個小組的工作是從對在將軍墳車站現場當場抓到的女扒手袁淑貞的訊查開始的。
袁淑貞，22歲，1967屆初中畢業生，貴陽市人，出身職員家庭。
她的扒竊“技藝”說來好笑，竟是從看押物件那裡學得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袁淑貞是一名狂熱的紅衛兵，當時貴陽市每次凡是有紅衛兵參與的事件，她幾乎都有份。但是，儘管她表現積極，但由於家庭出身算不上無產階級，所以一直只能當個跑龍套的小角色。
不過，她所在組織的頭頭對她一向是很信任的，所以，在1968年春貴陽市開展“群眾專政專項運動”中，她被指定參加對運動物件即被抓的犯有偷、扒、騙、搶、奸、流氓等罪行的男男女女的看守工作。
袁淑貞生性好奇，又兼饒舌，看守中閒著無事便和關押物件胡磕牙瞎聊天，獲得了不少扒竊手段的理性“知識”。後來，“專項運動”結束後，袁淑貞一時在家閒著無所事事，悶得發慌，奇#書*網收集整理想起看押物件所介紹過的扒竊“技藝”，便試著一個人練起來。這一練竟練上了癮，不久她就把練得的本領用於實踐，倒未曾失風。從此，袁淑貞成了一名扒手。當年秋天，袁淑貞被分配到貴陽郊區插隊落戶。她有了“掙錢技藝”，自然對艱苦的勞動不感興趣，三天兩日曠工，溜到市裡去作案，扒獲錢鈔便大吃大喝，亂花亂用。漸漸，她的行為引起了周圍人們的懷疑。袁淑貞很是警覺，發現不對頭，馬上主動要求“轉隊”，調往位於三省交界處的將軍墳地區插隊。
袁淑貞到了楠角鎮後，仍是劣性不改，結果兩次被將軍墳公社公安特派員小姜拿獲，因是知青，所竊數額又不大，所以都是從寬處理，一次教育釋放，一次在公判會上上臺陪鬥，未予拘留。這次，袁淑貞是第三次落網。因為將軍墳公社屬於楠角鎮管轄，袁淑貞又是在楠角鎮插隊落戶，所以，劉城小組把袁淑貞帶往楠角鎮派出所去訊問。
袁淑貞扒手做了已有四年，又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經驗，知道能抵賴就抵賴的伎倆，所以一上來堅決不承認從她胸罩裡搜出的一百四十元錢是贓款。劉城五人加上許所長圍著她，又是吆五喝六，又是甜言蜜語，紅臉白臉輪流唱，折騰到傍晚，仍未見效。劉城幾個正在感到頭痛的時候，將軍墳公安特派員小姜來了。小姜是袁淑貞的老對手，又是剋星，袁淑貞見到他就矮三分。他聽說袁淑貞抵賴，馬上進了審訊室，攤出了一張王牌：失主證明那一百四十元錢款確是其所失竊，他提供的錢幣上面的兩個特徵（寫過×路及數字）與贓款相符。袁淑貞這才承認自己今天上午在將軍墳作了案。
這為偵查思路開啟了一扇門，偵察員自然會聯想到袁淑貞是不是扒竊了密件。於是審訊升級，劉城小組外加許所長、小姜七人全部上陣，光那陣勢就把袁淑貞鎮得神色驚慌、六神無主。慌亂之下，袁淑貞使出了一些女性案犯初落網時對付訊問的一個令人討厭的招術：埋頭哭泣，問聲不響。偵察員一直和她周旋到晚上8點鐘，仍無效果。
劉城問小姜：“她上兩次落網時也是這副樣子？”
小姜說：“不是的，她有問必答，老實交代了問題。”
“如此說來，今天她是反常的。為什麼反常？這裡面是不是有文章？”
許所長說：“先讓她緩口氣，吃點東西，然後再問吧。我們也該吃晚飯了。”
吃晚飯時，專案偵查指揮部派專車送來了機要通訊員曹秋林所寫的《案件失竊經過情況》，供各偵查小組參閱。劉城等人輪流細細看了一遍，沒有產生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