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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一說，金國安五人都愣住了，他們絕對沒有想到，當“山下派”的結果竟會是去內蒙古當農民！一時間，他們誰也不吭聲，用沉默來表示對傅索安這個決定的懷疑、不解和反對。傅索安知道這層意思，於是又丟擲了她這幾天思考的部分內容，大意是：“文化大革命”進行到這當兒，還沒有馬上結束的跡象。這場革命，在政治上自是一個極其偉大的勝利，具有不可低估的歷史意義，但是在經濟上卻是造成了很大的破壞。根據“美國之音”、蘇聯“和平與進步”等電臺（傅索安有時收聽這些短波敵臺）所透露的資料看，“文化大革命”開始近兩年，全國工業、農業、商業等的產值都直線下降，對國民經濟構成了一種目前看來尚算潛在的威脅，但即使現在就結束“文化大革命”，這種威脅也會在一年二年後顯露出來。
因此，從政治經濟學觀點看，今後一段時間，國內不可能、也沒有經濟能力大力發展工業。而這兩年來，全國的應屆畢業生卻有成百上千萬，大學又不招生，這些人的出路安排顯然是一個大難題。估計弄到最後，中央會下命令讓各屆初高中畢業生全部去農村安家落戶。所以，城市學生去農村估計會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個戰略步驟。照此估計來看，遲早要去農村安家落戶，倒不如乘此機會先下去，將來全國鋪開這項工作時，他們倒可以作為典型被廣泛宣傳也說不定。至於“張厚石事件”，到那時已經時過境遷，不會被追究了。傅索安臨末總結道：“因此，這是一步必須走的棋子，但並不是一步險棋，而是一步穩棋，值得我們一走！請大家想一想後迅速作出決定，不超過一小時。一小時後，我就要走了，你們要跟我走的，就一起走；不想走的，就自便。但是，希望看在我們在一條戰壕裡並肩戰鬥這麼一段時間的情誼上，誰如果落網了，不要向公安局透露我的去向行蹤。”
傅索安說完，不再看誰一眼，而開始自顧整理她簡單的行裝。
等她把東西全部整理好時，那五位已經齊嶄嶄地站在她面前了，金國安說：“索安，我們一塊兒走！”
傅索安一陣激動，用溼潤的眼睛望著戰友，激動地和他們一個個緊緊握手，然後說：“我們馬上走！”
傅索安的乾孃所在的農村在中蘇邊境額爾古納河畔的內蒙古自治區額爾古納左旗境內。從天津這邊過去的近路是從東北走。
為防止警方在天津火車站設卡守伏，傅索安六人經過短暫的商議，決定不從天津、北京那條線走，而是從塘沽去河北唐山，再往哈爾濱進入內蒙古海拉爾，經根河去目的地。六個人湊了一下，身邊總共有三百八十元錢。金國安擔心不夠，又向伯父要了一百元錢。
臨走時，金國安對伯父說，他們一行去江南串連。次日，當天津的偵查人員來到大沽口追捕時，金國安的伯父如實奉告，結果很使他們白白忙碌了一陣。
由於這次事件中有陳冬芳在內，她的父親陳明忠受到了審查，不久被調離公安戰線，去一家工廠當保衛幹部。粉碎“四人幫”後，公安機關讓他歸隊，他沒答應，一直在那裡幹到退休。
傅索安一行從大沽口步行趕到塘沽，購買了去唐山的火車票。
抵達唐山站後，他們沒有出站，輕而易舉地混上了開往哈爾濱的火車。當時，仍有少數學生在東遊西蕩進行“革命大串連”，所以鐵路部門對紅衛兵乘車的查票並不很嚴格。這樣，他們混到了哈爾濱，又用同樣的辦法混到了內蒙古根河（額爾古納左旗政府所在地）。
額爾古納左旗當時尚未成立革命委員會，日常工作由旗委、旗人委（即人民委員會，也就是政府）中未被打倒靠邊的幹部負責維持。傅索安六人抵達根河後，用傅索安儲存的“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的空白介紹信開了一份證明六人系立場堅定的紅衛兵小將，自願要求赴邊境地區投親安家落戶，請當地政府予以支援並安置等等內容的公函。直奔旗人委，把公函投了進去。
根河屬於邊境偏遠地區，那裡的幹部十有八九連北京都沒去過，“文化大革命”以來只聽說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紅衛兵造反如何了得，卻從無緣分能去實地考察，現在天津的紅衛兵小將出現在面前，而且是來安家落戶的，這不禁使他們甚為興奮、激動。那些幹部懷著革命激情，熱情接待傅索安一行，請他們住進旗招待所，免費提供食宿。同時，根據傅索安的要求，給他們出具了去傅索安的乾孃所在的奇瑪村安家落戶的公函。
兩天後，傅索安六人告別了額爾古納左旗人民委員會那些熱情的幹部，坐著一輛由旗人委給他們聯絡的卡車，風塵僕僕前往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