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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了變化，雙料貨還原為單料貨，僅是一個科級“走資派”。這對於鍾秀翔來說，無疑是一個轉機。她當即去學校和區有關部門申述理由，共有三條：
一、她的生父系貨真價實的革命幹部，早在1938年就參加八路軍了，為革命立過戰功，解放後長期擔任局級領導，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
二、她的繼父已經專政機關審查認定不是“歷史反革命分子”，而只是“一般歷史問題”。
三、她的母親“畏罪自殺”的一條“罪行”即“反革命家屬’七團繼父問題性質的改變而消除。
當時主持該項工作的領導小組當然不會預料到鍾秀翔去黑龍江後會叛逃去蘇聯，成為一名克格勃特工（平心而論，就是鍾秀翔本人也還沒這麼一個打算）。他們認真聽取了鍾秀翔的申訴，對她的情況進行了專門研究，最後決定網開一面，批准她去黑龍江。對鍾秀翔審查的放寬，當時是有據可依的：根據有關部門的估計，去黑龍江的這批知青有可能將在那裡待一輩子，至少也得待一二十年。這樣，他們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婚姻問題。為了今後使絕大多數人能順利地解決這個問題，在組織這批人員時，內部規定要求男女比例儘可能達到或接近一比一。而當時這兩屆畢業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本來就不到一比一，男生偏多。在報名的人中，又是男生人數明顯多於女性。所以，在審批時，政策往往向女生傾斜。鍾秀翔的情況，就是屬於這一類。
鍾秀翔、盛煒富被雙雙批准去黑龍江，兩人欣喜不已。在做準備工作的那幾天裡，兩人天天待在一起，簡直寸步不離，常常要到午夜過後方才依依不捨而別。離開北京的前夜，他們受情慾驅動，終於越過了那條界線。
次日，盛煒富、鍾秀翔和一千六百名知識青年一起，離開北京。
經過三十多小時的旅行，他們終於抵達了距中蘇界河黑龍江僅幾十裡地的目的地。這天，是1968年10月14日。
盛煒富、鍾秀翔被分配在同一個連隊，盛煒富去農業排參加開墾荒地。鍾秀翔在連隊伙房當上了一名炊事員，這在那裡算是一個好差使，因此，給連隊幾個觀察細緻、想象力豐富而又喜歡亂嚼舌頭的女知青留下了一個話題。
這個連隊有三百餘名知青，主要由三個城市的66屆、67屆初高中畢業生組成：上海、北京、哈爾濱。哈爾濱的最先抵達，上海次之，北京最晚。每批知識青年抵達後，總是要辦一期學習班，一是提高思想認識，二是適應北疆生活，三是讓領導有時間觀察每個知青，以量才錄用安排合適的工作。學習班期間，團部、營部為表示對知青的重視，會派幹部下連隊看看，講幾句話。有時，團、營的主要領導興致所致，也會下來轉上一圈。鍾秀翔一行到連隊後，也是辦一期學習班，先是每人填寫一份“兵團戰士登記表”，然後進行政治學習。政治學習通常進行半個月，中間有農場的情況介紹，還組織大家去黑龍江邊待一待，親身領略“反修第一線”的況味。
鍾秀翔在參加政治學習時，一天，團政治部主任到她那個連隊來檢查工作，順便看望一下新到的這批知青。在和大家見面前，主任在連部小坐，順手翻閱了桌上那疊《兵團戰士登記表》，其中鍾秀翔的那份引起他的注意。原來，鍾秀翔吃到了國軍軍醫給她帶來的苦頭，在填“家庭成員”欄時，寫明系繼父，而在備註欄裡填了生父的情況，註明何時逝世。巧的是，鍾秀翔的生父轉業前所待的部隊，正好是這位政治部主任所待的部隊。那時，主任還是一名副連氏，聽過任副師長的鐘父的報告。這樣，主任當然要和鍾秀翔見一見，談幾句。
政治部主任在和辦學習班的知青見過面後，轉臉掃視全場，問道：“誰叫鍾秀翔？”
鍾秀翔連忙站了起來。主任朝她打量了一會，點點頭，說：“你跟我來！”便走出去了。
鍾秀翔不知是怎麼回事，跟著主任到了連部。坐下後，主任問了問她父親的情況，又問了她本人和家庭的情況，然後說了幾句勉勵話，就打發她走了。當時營長、連指導員都在場，可能政治部主任在鍾秀翔走後說過什麼話，也可能根本沒說什麼但他們意識到了這層關係，在學習班結束分配工種時，鍾秀翔被安排去了伙房，這在以農業勞動為主的連隊裡，是一個許多人求之不得的崗位。
因此，最先抵達的哈爾濱知青中，有幾個姑娘便胡亂猜測，懷疑鍾秀翔被政治部主任“幹過了”。這和鍾秀翔長得頗有幾分姿色可能也有關係。
這種猜疑在傳了幾次後，被演繹成有頭有尾的桃色故事，先是在哈爾濱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