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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剛走，尤里·巴甫倫夫已經來到面前，漫不經心地往塑膠布上扔下一張紙幣，說著蹩腳的日語：“請給我一份《東京晨報》。”
直到這時，傅索安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思維上的錯誤：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倫夫的面部之間的距離遠遠超過兩尺，如果開槍，顯然起不到效果，還有可能會被察覺。要想達到效果，除非站起來，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那兩個保鏢馬上會作出反應！傅索安嘆一口氣，只得放棄計劃，把報紙和零錢一起遞給尤里·巴甫倫夫，衝對方嫣然一笑，用日語說了聲“謝謝”。
尤里·巴甫倫夫對女性特別注意，他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張俏麗的臉蛋，眼裡散發出一種異樣的光彩，居高臨下對著對著傅索安審視了幾秒鐘，開腔問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點點頭：“是的，我來自香港。”她牢牢地記著克格勃專家的關照，不說“中國人”，而說“香港”，因為當時香港居民對外都不稱“中國”而稱“香港”的。
尤里·巴甫倫夫點點頭，鼻音重重地“晤”了一聲，和保鏢一起上了天橋。傅索安望著他的背影，懊惱萬分地把那份卷著毒藥槍的報紙放進了裝報紙的帆布袋。此後兩個小時，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著天橋上的那幾個擦皮鞋攤頭，尋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裝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機會了。但現在已不能“轉行”了，否則定會引起懷疑的。
就這樣，傅索安一直到賣完報紙收攤走路，還是沒能想出什麼方案來。往回走的時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沒有限定時間，還有迴旋的餘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圖。傅索安走到拐彎角時，忽然從後面走來一個人，攔住了她的去路。她定睛一看，認出是那個歐洲男子。對方開口問她還要提供什麼幫助，她說現在不需要什麼，但是從今天起每天晚上8點鐘都必須去街心花園和她見面。對方連連點頭，說著英語：“明白！明白！”然後迅速離去。兩人接觸不過十秒鐘，在旁人眼裡，這是一次生活中常見的問路。
此後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叮天橋下賣報，尤里·巴甫倫夫也每天從她手裡買報，他盯著她看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顯然頭腦裡已經在動起了想入非非的腦筋。傅索安對於尤里·巴甫倫夫，就像一個獵手隔河面對著極想獵獲的獵狗，徒然渴望而又無可奈何。
每天晚上8點，傅索安準時去街心花園赴約，因為沒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個歐洲男於說話，眼神一對，微微搖頭便走開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悶悶不樂地從街心花園往固關家走時，目睹了一次因腳踏車撞人而引發的三人吵架，她心裡突然一動：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
二十四小時後，傅索安和那個歐洲男子在街心花園見面，她向對方作了交代後，問實施起來是否有困難。對方沉思了一會，說“沒問題！請您說個時間。”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點50分，請來人看我的暗號行事。事成之後；請安排我立即離開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願您獲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這個日子，無論是號碼還是星期排列，都是歐洲人所深感忌諱的，許多人把這類“13”和“一”相逢的日子稱為“黑色日子”，也就是中國的風水先生所說的“黑道日”。
巧的是，尤里·巴甫倫夫就是這天被刺身亡的。
這天早晨，尤里·巴甫倫夫和往常一樣，在6點45分左右來到阿谷町天橋下，徑直走到博索安的報攤前，扔下鈔票買《東京晨報》。傅索安送上報紙和零錢時，一雙眼睛顯露出嬌媚的神情，朝他甜甜地一笑。尤里·巴甫倫夫見狀，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隻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臉上輕輕擰了一下，用俄語嘟噥了一句：“真是誘人的東方美人啊！”這是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句完整的話語。
尤里·巴甫倫夫走上天橋，在一個擦皮鞋攤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兩個保鏢一左一右分站兩側，兩雙眼睛警惕地注視著各人一側的那個通道口。尤里·巴甫倫夫開始看報，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天他竟一反常態，從衣袋裡掏出香菸，點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著，這為傅索安的行動提供了極為理想的掩護。一隻皮鞋剛擦到一半，忽然從天橋下傳來爭吵聲，那是傅索安和兩個日本大漢為了對方走路時踩髒了塑膠布而引發的。傅索安銅鈴似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語，馬上使尤里·巴甫倫夫辨別出這是誰了，他放下報紙，把臉轉向那個方向。就在這時“啪”的一聲，傅索安捱了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