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的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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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惟一的男孩。每天晚上，母親在燈下仔仔細細地檢查兒子的作業，逐字逐句地糾正他的差錯，一邊感嘆著：“要是儂格阿爸還在，唉！儂格阿爸，文章寫得交關好，英語講得交關好！”

但是阿爸永遠也沒有回來。母親希望雁潮快些長大，長成像父親一樣的男子漢，“文章寫得交關好，英語講得交關好”。楚雁潮從來沒見過父親，家裡竟然連父親的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因為他不可能預先知道自己將突然地一去不回，沒有任何準備。兒子就永遠也無法認識父親，只能千遍萬遍地在想象中追尋。後來這個家被房東驅趕著搬了不知多少次，也就沒能留下父親的什麼有研究價值的遺物。他的遺物也無非就是一些和母親共用的書，一些舊衣服和一把舊雨傘，還有一函線裝的《楚氏族譜》，母親一直捨不得丟掉，因為那上面記載著楚家的血脈，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做過“翰林待詔”，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官拜“刺史”，成書時的最後一代則興辦了“國學”。上面當然沒有來得及印上父親和楚雁潮的名字，但這條千古未絕的血脈正是由他們延續下來的。儘管母親有千種遺憾萬種感傷，但她覺得惟一對得起父親的是給他生了個兒子，留下了根。

父親恐怕早就死了，也許就在他被抓走的當天晚上。

是誰殺死了父親呢？不知道。二十多年來，母親、姐姐和楚雁潮都一直沒有找到任何線索。父親到底是個什麼人呢？不知道。無論他是作為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殺害，還是作為反革命受到了革命的懲罰，都應該留下一點蛛絲馬跡，供後人做一個結論。但是沒有。也許是因為父親的地位太低了，在哪一邊都數不上，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沒有記著他，沒有留下哪怕只有幾個字的記載。

這個謎，楚雁潮一直苦苦地猜了許多年，也沒有找到謎底。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潮十四歲。他錯過了佩戴新中國第一批紅領巾的年齡。進了高中，他和許多純潔得像水一樣的同學一道，虔誠地遞交了入團申請書。但是，一次、兩次、三次……直到他畢業，也沒有得到批准。是他哪方面不如別人嗎？不是，從校長到每一個同學都公認他是最優秀的學生。原因只是由於他那個不明不白的父親。誰知道你是什麼人的後代？也許你父親是個罪有應得的特務、歷史反革命。即使他曾經是個革命者，誰又能保證他被捕之後沒有叛變投敵？總之，一切都沒有人能證明。一箇中學生就這樣被翻來覆去地審查了許多次，而每次都是以問號開始又以問號結束，在這個清清白白的青年身上佈滿了迷霧，把一顆飽含熱血的心扎得幹瘡百孔。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我父親是我父親，我是我；我從來也沒見過他，他是好是壞，和我有什麼關係？即使他是功臣，我也不想分享什麼榮耀；難道他是罪人，我就必須承擔罪責嗎？還有父親的父親、祖父的祖父，什麼“翰林”、“刺史”那些封建官僚所做的一切，也都要子孫負責嗎？我為什麼不能走自己的路？

誰也不能給他以透徹的解釋，一股巨大而無形的力量像磐石一樣牢牢地壓在他的心上，使他幾乎透不過氣來。母親總是流著淚開導他：沒有資格問政治就不要間政治，好好讀書，好好做人，這是最要緊的！他就是在這樣的母訓下憑著自己的力量考取了北京大學。他感激北大錄取了他，表現了難得的寬容。他對北大懷著兒子對母親那樣的感情。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母親”對他的父親到底持什麼看法。北大把他留校任教，也許僅僅是因為他的專業水平，說不定對父親的問題還有過爭論。留校畢竟不同於入黨，他一直沒有勇氣再在政治上做無謂的試探，因為那是徒勞無益的，只能再一次刺痛心中的創傷。在上海工作的姐姐卻比他固執，堅持不懈地追求著黨組織，任何一次黨課都去聽，每一個黨員的發展會都去列席，申請書、思想彙報不知道寫了多少份，被同事們譏笑為“黨迷”，但至今也沒有結果，快三十歲的人了，還整天流著眼淚、追著領導訴說。她是想用自己的一生來證明信仰的真誠，而又有誰能理解她呢？

楚雁潮不願意讓自己在北大也留下那樣的笑柄。五年上學、一年見習和一年多的執教，他默默地做著自己該做的一切，卻始終徘徊在黨的門外，沒有再向前邁出一步……

楚雁潮要說的已經說完了。吐出了胸中多年的積鬱，他似乎應該感到一絲宣洩的快慰，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但是沒有。他留下的仍然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號，仍然壓迫著他。也許是因為壓得太久了，他已經習慣了，並不覺得過分的沉重。只是在今天，在此時此刻，當他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塊巨石時，才格外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