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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譯後雜記》中，姚蓬子談及了他偏重於選譯俄國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在譯成這本《俄國短篇小說集》之後，我覺得有在本書後面附幾句話的必要。
第一，要將一九二一年以後的新俄短篇小說，有計劃地，有系統地，作一完整的迻譯，在我底能力與時間固然也辦不到；但要在象這樣一本薄書裡要求獲得一個完壁，也是實際上所不容許的事。現在譯在這裡的，除略悉河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所以多譯同路人底作品，是因為，幾部出現在新俄文壇上的鉅著，在中國都有了譯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譯到中國來的卻很少。所以在開始選擇的時候就有了這樣的觀念，縱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備的，也要將這部譯集作為介紹同路人作品底一個小小的嘗試。
第二，這數篇小說完全是從英譯轉譯來的。雖然想盡我能去儲存各篇小說底風格，但以我底文筆的不美麗，不暢達，而且又是轉譯來的，要喪失原文底不少精彩這缺點，是沒有方法可以彌補過來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蓮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還與杜衡合譯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長篇小說《結婚集》，也列入“歐羅巴文藝叢書”，由上海光華書局印行。後來，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改由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蓬子和《北斗》
一九三一年盛暑，格外的熱。一個短髮、穿連衫裙、二十七歲的少婦，常常來姚蓬子家。她的性格本是活潑、開朗的，由於意外沉重的打擊，使她變得沉默寡言，臉上幾乎沒有笑容，彷彿一下子老了許多。
她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跟姚蓬子輕聲地商量著。每一次，總是她點了頭，姚蓬子去辦。看得出，她決斷迅速，說一不二，是一個很有魄力的女人。
這位湖南少婦，便是蔣冰之，是一個頗有魄力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南的顯宦門第，有著不尋常的經歷：她的中學同學楊開慧，便是毛澤東的夫人；她的丈夫胡也頻，是頗負盛名的青年作家；她從二十三歲時以筆名丁玲發表作品，小說《沙菲女士的日記》等轟動了文壇……
一九三○年五月，她和胡也頻從濟南來上海，潘漢年和姚蓬子便去看望他們。經潘漢年和姚蓬子介紹，丁玲和胡也頻雙雙參加“左聯”。十一月初，在“左聯”會議上，胡也頻當選為代表，準備前往蘇區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當胡也頻到上海東方旅社接頭之際，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二月七日，上海龍華響起一陣槍聲，胡也頻倒在血泊之中。丁玲陷入痛苦的深淵。她終於以驚人的毅力抑制心靈的巨創。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後，在上海兆豐公園秘密會見了中共領導人張聞天。她說：“我需要的不是別的，是工作！”於是，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安排她出任《北斗》文藝月刊主編。丁玲在上海文壇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她當然是主編的合適人選。畢竟孤掌難鳴，何況那時的丁玲，尚未入黨。於是，馮雪峰和潘漢年給她調來兩名助手，一個便是姚蓬子，負責跑印刷廠，也擔任一部分編輯事務；另一個是“左聯”作家沈起予，懂日文，負責編輯譯稿。這“三駕馬車”，便成為創辦“左聯”刊物《北斗》的“開國元勳”。
丁玲在她的《關於左聯的片斷回憶》（《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中，這樣述及《北斗》的創刊以及她與姚蓬子的合作：
馮雪峰對我說，中央宣傳部研究了，說有個工作要我來做比較合適。他說，現在有的人很紅，太暴露，不好出來公開工作；說我不太紅，更可以團結一些黨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編《北斗》雜誌，這是左聯的機關刊物。在這之前，左聯也曾出過《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鬥爭》、《巴爾底山》（引者注：“巴爾底山”即英文“突擊隊”譯音）等，但都被國民黨查禁了。馮雪峰說，《北斗》雜誌在表面上要辦得灰色一點。我提出來一個人辦有困難。於是就決定由姚蓬子和沈起於（引者注：沈起予，四川巴縣人，生於一九○三年，卒於一九七○年，現代作家、翻譯家。一九二○年起到日本求學，一九二七年回國。一九二九年再度去日本。一九三○年初回國，參加左聯）協助我，由我出面負責。我負責聯絡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負責跑印刷所，也擔任部分編輯事務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譯。……
就這樣，姚蓬子與丁玲共事，一起致力於創辦左聯的重要刊物《北斗》。
一九三一年，就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三日——九月二十日，一份嶄新的大型文學雜誌出現在上海書報攤。那淡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