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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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於時代的改變，由於個人思想的成長和演變，沉默和嘆息，不再能安慰我的苦傷，於是開始在這樣的熱情下，轉變我的人生觀。我要在一種理想當中，取得我生命的開始和寄託，於是我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一個新的宗教的苦行僧，一個左翼文化的傳播者和組織者。

從一九三○年到今日，我曾作為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並參加執委；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並參加執委及黨團文化；反帝抗日聯盟發起人，並負責黨團書記；以及《萌芽》、《巴爾底山》、《文學生活》、《北斗》、《文學月報》等左翼雜誌的編委。到今天止，我將我個人整個的精力，完全貢獻於左翼文化的祭壇之前。

同時我曾企圖以脫胎換骨的努力，在（現）實生活中檢查自己、監督自己、批判自己。我渴望不僅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者，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和意識上新生自己，成為一個典型的布林什維克。

可是事實上沒有走通這一條新的路。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在工作的艱難和停頓中，時常引起一種新的厭倦的情緒。……共產主義之路，在中國已經成為一條悲慘的絕路。……“

現在我站在共產黨的迷陣之外，清醒的深思著，結果，我深刻的理解了共產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到處碰壁的原因，因為中國革命主要任務，對外是脫離帝國主義的鐵鏈，以保障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對內是肅清封建殘餘和軍閥遺孽，以統一中國，以達到真正的和平。同時發展都市的民族工業，解除農村的封建剝削，給予廣大勞苦群眾以安居樂業的生活。以這些任務的達到與否，作為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先決條件，則無產階級的獨裁統治顯然不為中國當前之所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今日，共產黨所領導所發動的暴亂行為，直接的毀壞農村，毀壞僅有的民族工業，將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