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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條斯理，文謅謅的，笑嘻嘻的。他的話，象裹著橡皮的鐵條，軟中透硬，笑裡藏刀。
在看守所裡，徐恩曾沒有高喊“來人哪”，沒有使勁地拍“驚堂木”，卻與姚蓬子面對面坐著。一邊悠悠地抽著“三炮臺”，一邊慢慢地聊著。
“姚先生，你是詩人，你是作家，我拜讀過你的許多大作。才華橫溢，令人敬佩。”徐恩曾開始了他的“演說”，“象姚先生這樣的文人，幹嗎去給共產黨賣命？”
姚蓬子靜靜地聽著，眼睛睜得大大的。看得出，徐恩曾的每一句話，打動了他的心。
徐恩曾是最善於察言觀色的。他看出了姚蓬子內心的空虛，便長驅直入了：“姚先生，你為共產黨賣命，共產黨的首領們又是怎麼樣呢？我這裡，有顧順章和李竹聲幡然醒悟之後，寫下來的深刻體會，你不妨看看。他們都受到了當局的優待……”
留下一沓文稿，笑笑，徐思曾捻滅手中的菸頭。走了。
那一沓文稿，如同炸藥包，劇烈地震撼著姚蓬子的心。
雖說顧順章是上海工人，姚蓬子曾見過他，卻沒有太多的交往。李竹聲卻是姚蓬子所熟悉的“頂頭上司”。讀著不久前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的李竹聲的“反省體會”，姚蓬子不住地在自問：連車竹聲都舉起了白旗，我又何必自討苦吃呢？
姚蓬子知道，國民黨特務手中的槍，不是吃素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的一陣槍聲響過之後。姚蓬子所熟悉的五位“左聯”作家白莽（即殷夫）、柔石、李偉森、胡也頻、馮鏗，都倒在血泊裡。他們都是中共黨員，年紀也與姚蓬子相仿。特別是白莽，曾是姚蓬子的詩友。記得，記得，他把《銀鈴》送給白莽，白莽跟他暢談過對詩的見解……
別無選擇。在姚蓬子面前，只有兩條路：李竹聲之路與白莽之路。
“姚先生，孔夫子說‘三十而立’。先生年近‘而立’，前途不可估量。何況，先生家中還有兩歲的兒子。先生即便不為自己著想，也應該替兒子想一想……”徐恩曾的話，不時在姚蓬子耳際響著。
要麼跪著生，要麼站著死。沒有捱過一棍子，沒有上過一回刑，姚蓬子的雙膝彎曲了，跪倒在徐恩曾面前，扯起了白旗。
他，供認了自己的身份——中共黨員，供出了自己的入黨介紹人——潘漢年；
他，供出了左聯黨組織名單，供出馮雪峰、華漢、錢杏（屯阝）是中共黨員；
他，供出了與魯迅會面的地點，供出了馮雪峰、陽翰笙、錢杏（屯阝）、柳亞子的地址；
他，居然用他的筆，寫出了“排擊共產主義的論文”！
大喜過望，徐恩曾發出一陣獰笑。他當即決定，給予姚蓬子這樣的“反省模範”以“自由”！
又見到了藍天，又見到了陽光，又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姚蓬子從子彈上膛的槍口討得一條活命。步出囚籠，獲得了“自由”。
只是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出賣了黨的機密，也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姚蓬子倒戈的訊息，不脛而走。魯迅聞知，不勝啼噓，萬分感慨。
魯迅在三封書信中，談到了姚蓬子。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魯迅在《致姚克》中，嘲笑了賣身求榮的姚蓬子：
“先生所認識的貴同宗（引者注；即指姚蓬子），聽說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編一種雜誌，特此報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魯迅在《致蕭軍蕭紅》中寫道：
“蓬子轉向；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魯迅在《致蕭軍蕭紅》中，深刻地剖析了“蓬子轉向”的根源：
“蓬子的變化，我看是隻因為他不願意坐牢……凡有知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他受不住，又即刻變化，甚而至於出賣朋友……”
從“蓬子轉向”，再重讀魯迅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聯”成立大會上發出的警告，是何等的睿智、遠見：
“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
在“左聯”五烈士犧牲兩年後的忌日——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魯迅提出凝重的筆，寫下名篇《為了忘卻的記念》。他，“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然而，他對“左聯”的敗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