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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姚蓬子也向國民黨“請願”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經”。他是絕不做“虧本生意”的，此刻，他神氣活現地出沒於左翼作家的陣營之中。他不斷地往自己的臉上搽紅粉，彷彿他壓根兒就沒有登過什麼“脫黨宣言”一般……
第四章 望子成龍
精明的投機商
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終於在一片爆竹聲中成為過去。
“一江春水向東流。”重慶的大員、要員，象從麻袋裡倒出來似的，傾瀉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底，在上海福煦路中段（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門一路）路口，換下了“南洋煤球廠”的牌子，高懸起“作家書屋”四個大字。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大批人馬從重慶湧入上海，姚蓬子的“作家書屋”也東遷了。
南洋煤球廠本是姚蓮子妻子周修文親戚的產業。姚蓬子看中南洋煤球廠地處鬧市，便借了下來，樓下作為作家書屋門市部，樓上作為編輯部兼職工宿舍。
姚蓮子獨自先來上海打天下，周修文、姚文元和妹妹留在重慶。
熟人好辦事。姚蓬子一到上海，便去拜訪上海市警察局局長宣鐵吾。宣鐵吾也是浙江諸暨人，跟姚蓬子是同鄉。當然，更要緊的是，宣鐵吾知道姚蓬子乃徐恩曾手底下的人，彼此彼此。當姚蓬子請求“多多關照”的時候，宣鐵吾滿口答應。
宣鐵吾給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吳開先掛了電話。當姚蓬子邁進吳開先的辦公室的時候，見到吳局長眯著笑眼，象吃了定心丸似的。
果真，承蒙吳局長恩典，姚蓬子得到了在上海安身立足的最要緊而又異常緊俏的東西——紙。
那時候的紙，有“公家”供應的平價紙，有黑市的議價紙。議價紙比平價紙貴好多。姚蓬子從吳開先那裡居然弄到了大批平價紙。
姚蓬子手中有紙，心中不慌。作家書屋在上海開張了。
姚蓬子這人，大大咧咧，懶懶散散，常給人隨和的印象，不拘小節。其實，他是個表面糊塗。骨子精明的人。雖說“士不言利”，而他卻精於賺錢獲利之道。
他在弄到大量平價紙之後，不急於排印新書，卻從重慶運來大批紙型。那些書過去在重慶出過，而對於上海讀者來說是新的。紙型現成的，省去了排字費，印刷又快。於是，作家書屋的櫃架上，一下子出現一大批新印的書。
腳跟總算站穩了。姚蓬子一邊開始在上海排印新書，一邊把妻子、兒子、女兒接來上海。
章含之在她所寫的《我與父親章士釗》一文中，曾憶及當年的“作家書屋”印象：
一九四六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冬天，平臺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戲院附近的‘作家書屋’，不花錢地坐在取書的小梯子上看書架上的書。巴金的《家》、《春》、《秋》，徐汗的《風蕭蕭》，以及無名氏的《塔裡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時坐在‘作家書屋’的小梯子上看的……
小小年紀的章含之，未曾上樓。“作家書屋”的樓上，則是另一番景象：姚老闆的桌子上，安裝了幾部電話機。他已毫無詩人的靈感，卻充滿投機商人的銅臭。紙張緊俏，他就做倒賣紙張的生意。黃金緊了，公債緊了，股票緊了，他也投機其中。什麼玩藝兒能賺錢，他就做什麼買賣。他只有一個目的——把金燦燦的、白花花的、沉甸甸的那些東西弄到手，就行！
姚文元住在二樓的亭子間裡。他在重慶中學上學。他生性孤僻，總是鑽在亭子間裡看書，很少理人。他跟店裡的職工幾乎不打招呼。他的眼睛總愛朝上翻。
我走訪了當年作家書屋的職工，他們說起姚蓬子待人之苛，令人驚訝。那時的姚蓬子已沒有半點“詩人”氣息，而是散發著滿身銅臭！
一位在作家書屋工作多年的學徒回憶道：“我那時候十幾歲，在鄉下生活不下去，到作家書屋當學徒，站櫃檯。姚蓬子只給我吃飯。每月的零用錢，只夠理一次髮，買一根油條。他剋扣職工工資是很‘出名’的。店裡的職工流動性很大。稍微有點門路的，找到別的工作，就走了。剩下的就象我這樣的人，沒有門路，只好聽任他剝削。物價飛漲，每一次職工要求增加工資，都要跟姚蓬子鬥。他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答應增加一點工資……”
姚蓬子僱了十幾個職工，他成了道道地地的老闆。
最有趣的是，每逢新書出版之際，姚蓬子是很怕見作者的。他再三關照職工，作者來了，要趕緊告訴他，他馬上躲進廁所。這樣，職工便可以對作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