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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劇《海瑞罷官》，就認為問題嚴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時，她提到了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部長們竟充耳不聞，彷彿沒有聽見似的！
她向來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準了《海瑞罷官》，那就絕不會輕輕放過。
當然，遺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進行“批判”。她必須物色“筆桿子”作為她的刀筆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筆桿子”。她想及了一九五四年的風雲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兩個“小人物”。一九六四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個。出乎意料，他竟沒有答應。
於是，她又求助上海。如她後來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那篇《為人民立新功》的發言中所言：“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援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援的。”
她，對上海確實懷著特殊的感情。來來去去，多少次奔忙於京滬道上。說實在的，她該算是個“老上海”。她永遠不會忘記自，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上海度過的歲月：山東姑娘李雲鶴，在十里洋場騰飛，成了電影演員藍蘋……
如今，有了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支援，她把上海當作了“基地”：“樣板戲基地”——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劇《白毛女》這三塊“樣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經對《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對《海瑞罷官》開刀。“樣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聯絡，日趨密切。張春橋成為架在她與柯慶施之間的一座“橋”。
光是在一九六四年，她跟張春橋時而在北京、時而在上海見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張春橋研究上海京劇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國京劇現代觀摩演出大會在京舉行，張春橋來京；
六月二十二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張春橋一起接待山東《奇襲白虎團》劇組，指定“張春橋掛帥”，修改此劇；
十一月，江青來上海看了淮劇《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劇團改編為京劇，指定“張春橋負責組織工作”；
火車急急南行。上海已在準備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聲稱，此行是為了觀看上海京劇團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後來的《海港》）。唯有柯慶施和張春橋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擔風險”批《海瑞罷官》
上海香山路九號那幢小洋樓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燈光。
姚文元從底樓來到二樓。那裡本來住著張春橋，如今住的是《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
“王維同志，向你請個假。”姚文元對王維說道，“市委要我寫個東西，要花些時間。報社的工作恐怕顧不上了。”
姚文元並沒有說明寫個什麼東西，也沒說清楚要多少時間。
“你去好了。”王維很爽快地一口答應了。他知道，姚文元說的“市委”，就是指柯慶施。既然姚文元不願說寫什麼東西，他當然也就不便多問。
姚文元下樓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從此，半年多光景，他幾乎不去《解放日報》社。雖說王維跟他同住一幢樓，平常也很少見到他。即使見到他，他從不說起在寫什麼，王維也就不問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慶施知，張春橋知。
自從柯慶施和張春橋確定了姚文元的“筆桿子”，自從“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藝》親手交給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這一回乾的是“挑大樑”的活，非同小可。
雖說他的“根藝”已經頗為嫻熟，無奈只是個高中畢業生，對於明史一竅不通。他暗中調來複旦大學歷史系教師朱永嘉。為他查閱史料。朱永嘉此人亦善於鑽營，竟由此發跡，成為上海市委寫作組“羅思鼎”負責人。“文革”中躍為復旦大學黨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儘管此事“對外保密”，姚文元卻多次騎著腳踏車在夜間來到林村，求教於父親姚蓬子。姚蓬子正閒得無聊，自然盡力為兒子翻查海瑞資料——雖然開初姚蓬子曾數落過兒子“多管閒事”、“海瑞有啥批頭”，但是聽兒子透露了此事的“來頭”之後，姚蓬子立即“急轉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