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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五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南面，貼出一首五言詩，把“四人幫”比做“鬧鬼”、“豺狼”：
欲悲鬧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姚文元拿到抄件之後，竟把“淚”字改成“血”字，變成了“灑血祭雄傑”。光是這麼改，意猶未盡。他從探子們抄來的許多詩挑選了一下，選出另一首，加以刪節，與那首五言詩“拼接”。雖說一首五言，一首自由體，“拼縫”非常明顯，“輿論總管”也不管了：
欲悲鬧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血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我們信仰馬列主義，
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
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
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
我們不怕拋頭灑血，
四個現代化日，
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姚文元把這首詩編入《情況彙編》，並親筆加了這樣的按語：
“所謂反對‘秦皇’，要真正的馬列主義，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變計劃中的語言一樣，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煽動。這夥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更加暴露了他們要在中國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這期《情況彙編》送到毛澤東手中，毛澤東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
這首詩，也就被認為是天安門詩歌中“最最惡毒”的一首，定為“001號反革命詩詞”，交公安部門立即作為要案加以偵查。
姚文元的造謠“想象力”異常豐富，以至達到令人驚訝的地步！他甚至說，天安門廣場的“四·五運動”，哪裡是在給周總理獻花圈，那分明是在祭奠蔣介石！
怎麼會扯上蔣介石呢？原來，姚文元從港臺報道中見到，國民黨當局在臺灣舉行蔣介石逝世一週年紀念典禮——蔣介石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去世的。姚文元移花接木，把與此毫不相干的天安門事件，硬跟蔣介石之死牽扯在一起。
其實，這位“輿論總管”，早就精熟“移花接木”術：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召開之際，新華社要發出一張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主席臺上交談的照片，姚文元“審查”時，認為應當“加”上王洪文。於是，從別的照片上剪下王洪文，“移”入毛、周之間。
江青見到記者拍的她與許世友在一起的照片，便給“輿論總管”打來電話：“我不和許世友在一起，我要和春橋在一起。”於是，姚文元下令，把照片上的許世友頭像換上了張春橋的腦袋。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病逝。新華社選了一九六四年周恩來從蘇聯回國時毛澤東、朱德到機場歡迎的照片，準備發表。姚文元一“審查”，下令剪去毛澤東和朱德，頓時，變成了周恩來獨自一人在機場……
當年，希特勒德國有位大名鼎鼎的“輿論總管”——宣傳部長戈培爾，以撒謊、造謠著稱於世。姚文元居然成了“戈培爾第二”。
從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起，姚文元開動造謠機器，在全國各報刊登《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長篇文章，對革命人民極盡汙衊之能事……
四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收到一封奇特的信。那信封正面寫著：
“北京《人民日報》總編輯收”
信封背面卻寫著：
“請戈培爾編輯收”
拆開信封，裡面裝的是一張四月八日的《人民日報》，登著那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報》刊頭，那“人民”兩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謠”兩字，成了《造謠日報》。
報上，加了正氣懍然的批註：
“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陰謀家的傳聲筒！……明明是你們編造的詩詞拿來說是天安門廣場的，誰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視聽的假報道就能騙得了人民群眾嗎？從今改為：法西斯黨機關報。打倒野心家、陰謀家張、江、姚！！！”
這就是人民的聲音！“輿論總管”見到了《人民日報》社作為急件送來的這封信，氣得嘴唇都發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