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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他自己的解釋，“在我們年輕的時候……‘自由主義者’是指反對一切黑暗和壓制，尊重科學和教育，熱愛詩歌和藝術，首先則是熱愛人民的人……”他讚賞革命志士的高尚情操，他們為事業善作奉獻的平民精神。然而他與社會運動的另一翼——革命民主派不同，他只主張“漸進”，他認為另一派只是唐·吉訶德悲劇式的、缺乏現實生活感的人，他喜歡溫和的君主立憲而不喜歡杜勃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義者的“莊稼漢民主”。所有這些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藝術創作裡。
但屠格涅夫是個深沉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必然把歷史的重大客觀事件置於視界之內，把再現生活作為無可推卸的責職，去塑造符合時代的典型。《父與子》中的巴扎羅夫可說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民
主啟蒙時期否定精神的一個很有特性的表達者：“我們認為有利，我們便據此行動……現時最有用的是否定，因此我們也去否定。”作者認為社會在變革時期總會伴隨某種偏向，否定精神在社會變革初期往往是片面的，無情的，具有破壞性的，但到後來，在社會經過變革以後，便會褪去破壞性的色澤。否定的結果將是肯定，因為新事物透過對舊事物的否定而得到自身的發展。
毫無疑問，巴扎羅夫反映了進步的民主知識分子的想法。屠格涅夫在給他的朋友、俄國詩人斯魯切夫斯基的信中說道：“他被稱之為虛無主義者，其實應該讀成革命志士。”巴扎羅夫與帕維爾·基爾薩諾夫——貴族中的自由主義者爭論時，態度凜然地要求對方“那怕舉出一件當代生活中的，無論是家庭生活或社會生活中的例子不招致全面的、無情的否定”。
屠格涅夫肯定巴扎羅夫，他理解到，為使新生事物取得勝利，否定是種有效的武器，它具有歷史意義。作者善於捕捉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生活中主要的、先進思想萌動，他看到了否定派即虛無主義者“對人民的需要更為敏感”（作者語），他們的心曲與人民有互通之處。巴扎羅夫反駁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您不贊成我的選擇，但誰對您說我選擇的道路是一時心血來潮，而不是您一再鼓吹的人民精神所感召的呢？”“我祖父種過地，您去問你們的任何一個農民，看他首先認作同胞的是您還是我。”書中形容巴扎羅夫“僕人對他幾乎都有好感，儘管有時要挨他的取笑，他們覺得這人不是老爺，而是自己人”：“他有一種使下人信賴的特殊本領，雖則從不遷就他們，說話的口氣也是懶懶的”。所有這些素質，都為作者所肯定，所珍視。
但作者筆下的巴扎羅夫缺乏完整的社會思想體系，他“否定一切”，但在建設方面，據巴扎羅夫的話說，“不是我們的事。首先要把地面打掃乾淨。”他無疑帶有左傾無政府主義極端性。在作者筆下，虛無主義者有著對一切進行無情地破壞的自發性，他們想法片面，老是怒氣衝衝，臉色陰沉。屠格涅夫描寫巴扎羅夫這個人物的嚴峻外貌是：說話粗魯，語氣傲慢，避開“浪漫主義”的即一切詩情畫意的屬於心靈感受的東西。一八六二年作者致函赫爾岑說：“主要的我不是把他作為理想人物來描寫，我不把他有何思想體系看得那麼重要，我主要想把他寫成一條狼而又為他辯解——當然，這很困難，看來我沒能做到。”
巴扎羅夫不屈從任何權威，不把任何準則當作信仰，即使這準則是多麼受到尊重。赫爾岑把巴扎羅夫的這種虛無主義歸結為“完全、徹底擺脫了一切現成概念和陳規舊俗”。杜勃羅留波夫進一步認同：“新人——他是唯心主義哲學的反對者，因為唯心主義哲學把準則看成高於樸素的生活真理。”巴扎羅夫對借抽象法得出的科學概念確無好感：“指的是什麼科學？泛泛的科學嗎？科學一如手藝，有具體的門類，而泛泛的科學是不存在的。”在此他只承認具體的科學，而把“泛泛的科學”即哲學徹底否定了。他把哲學看成是“浪漫主義”哲學，腐朽，胡說八道，與浪漫主義是等同概念。曼恩由此認為巴扎羅夫的思辯“從黑格爾的Allgemeinneit總體中得到了解放”。巴扎羅夫認為人的行為不由抽象的、必須遵循的準則，而是由現實生活決定的：“總的說來，準則是沒有的，……只有感覺。一切都取決於感覺。”巴扎羅夫對基爾薩諾夫所奉準則的抗議也就是民主主義者對唯心觀的抗議。那時平民中的民主主義者按杜勃留波夫說法“不但懂得，而且親身感受到，世上絕對的東西是沒有的，一切事物只有它的相對意義”，因此他們斷然“擺脫開絕對理念而去接近現實生活，用他們的現實觀替代一切抽象概念”。把小說《父與子》中發生的事件限定在一八五九年自有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