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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也要改革，要改革成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適合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愛護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他認為如果只強調民主那一面，也會有副作用，只強調民主，不強調集中，會帶來極端民主化。所以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又有個性的發展，又有統一意志”。在黨內，他認為也要注意民主，要聽群眾的意見，要實行集體領導。
周恩來原來設想，各方面應有體制的改革，要有準備，有試辦，然後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正式推行。但後來“大躍進”的開展，使這一部署沒有能實現。
十、走向世界
早在1936年，周恩來在陝北就接待過突破國民黨的封鎖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等國際友人，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的情況。抗戰開始後，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在武漢、重慶、南京、上海廣泛接觸了外國使節、記者、學者、政界人士、國際友人和各種援華國際組織的代表，進行對外交涉和宣傳工作。特別是在先與赫爾利後與馬歇爾進行的複雜而尖銳的交涉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對外工作和鬥爭的經驗，為中國共產黨而後的對外的戰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針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國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周恩來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他同毛澤東主席一起，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舊中國100多年來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間，周恩來在外交上發揮了非凡的才幹，富有創造性，富有朝氣，富有特色。他堅持原則，從沒有絲毫的搖擺，卻又實事求是，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講究策略的靈活性，有理、有利、有節，生動活潑。他為新中國的外交開創了一代新風，提出了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方針，成為出類拔萃的共產黨的外交家。
周恩來在堅持獨立自主這個基本立場的同時，把推遲或制止世界大戰、爭取儘可能長時間的和平，作為自己在國際範圍內的首要目標。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一直堅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勝利，美國在朝鮮戰場上擴大戰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的時候，周恩來判斷：世界大戰推遲了。他還認為，如果新戰爭已經推遲，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戰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國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長，推遲大戰的可能性也在增長，但有限戰爭即區域性戰爭卻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爭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蘇聯在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議上提議中國參加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當時，朝鮮戰爭的炮火雖然已經停止，但是遠東的緊張局勢並沒有真正緩和下來。美國沒有放棄從朝鮮、印度支那、臺灣三個方向威脅中國的部署，繼續堅持它反對新中國的立場；而它的盟國卻越來越有所顧慮，所以，英國和法國都傾向於同意蘇聯的提議。結果，美國被迫改變原來的反對態度，提議得到了透過。新中國與蘇、美、英、法並列，作為五大國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國際會議。
4月1日，周恩來到莫斯科，就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等有夫問題，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大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范文同舉行會議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國政府正式任命周恩來為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副外長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晚上，周恩來同毛澤東、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商談了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有關問題。這期間，周恩來囑咐在《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中加進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態度的話：“我們不侵略別人，也堅決反對任何人的侵略行為，我們不威脅別人，也反對任何人的威脅行為；我們不干涉別人內政，也反對別人干涉任何人的內政；我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但我們對任何武裝侵略，決不會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領代表團乘專機從北京經莫斯科，於24日抵達日內瓦。臨出發前，周恩來召集代表團成員全體會議。他指出，任何人不論職務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團的制度和紀律，不得違反。
周恩來為開好這次會議而殫精竭慮。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屋內的燈光常常從天黑亮到天明。睡覺起來，不是伏案疾書，就是閱讀思考，同代表團成員商議問題。日內瓦是世界有名的風景區，號稱“世界公園”。出席會議的各國代表團都找機會遊覽觀光。中國代表團裡，有人見周恩來工作太緊張，勸他出去散散步，他總是親切地說，多做點工作吧。瑞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