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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統治的城市中,單獨進行工人、市民的武裝起義,肯定地說,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採取或者準備採取武裝鬥爭的直接行動,都是不許可的,都有使少數先鋒隊脫離廣大群眾、遭受嚴重摧殘與招致一時失敗的危險。指示提出應當“堅決實行疏散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凡是已經暴露的中共黨員、進步學生和愛國人士,大批撤退到解放區,如上海撤出約2000人,北平撤出約1000人,南京撤出約幾百人,這部分人在解放後大部分回到了城市,成為人民政權各條戰線的工作幹部。留在城市內不撤走的,開展反搬遷、反破壞的鬥爭,千方百計護廠、護校、護店和保護一切公共設施,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或毀滅城市的企圖,裡應外合,配合人民解放軍完整地解放和接管城市,為國家和人民儲存了元氣。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頒佈“五一”勞動節口號,其中提出:“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鬥”,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這一號召得到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馬敘倫、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領袖的廣泛響應。他們認為中共“五一”口號“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通電國內外各界及海外僑胞,共同籌進,完成大業。
這以後,周恩來就一面協助毛澤東繼續指揮全國範圍的大決戰,一面用很大部分的精力籌劃建立人民的國家政權。
從1948年秋天開始,幾百個愛國民主人士應中共中央的邀請,從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海外到達解放區。為了使他們平安到達解放區,周恩來作了周密細緻的安排。11月初,他受已到達哈爾濱的各民主黨派代表的委託,開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1949年2月27日,那時他還在西柏坡住,就審閱修改了《關於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民主人士候選人名單》、《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大綱(草案)》、《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案)》等,批示把它們印成一冊,名叫《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有關檔案》,供大家協商討論。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周恩來任主席,致開幕詞。第二天,他在會上作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的解釋報告,並說明,我們的共同綱領“不能不轉向建設方面”,“重點要擺在我們共同努力,來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會上透過了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名單,周恩來被推選為常委會副主任,併兼任第三小組組長,負責起草《共同綱領》。為了起草好《共同綱領》,6月下旬他把自己“關”在勤政殿一個星期左右,親自寫出全文,以後又經過七次反覆討論和修改,才形成草案送交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8月26日至27日,周恩來主持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會上他提出: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要有中共與黨外人士的統一戰線,要有備黨派統一合作的組織,這個固定的統一戰線組織,名稱也要固定,建議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它要長期存在。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新政協改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毛澤東在會上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第二天,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報告說:我們的目的是“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為著這個任務,我們團結國內各民主階級、各民族和國外華僑,結成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中國人局解放軍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保證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勝利”。他說,我們的政權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靈魂”;我們的經濟政策要“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國營經濟是領導的成分”;我們的文化政策是“民族的形式,科學的內容,大眾的方向”;我們的外交政策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我們的國家要“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
9月27日、29日,會議在周恩來等主持下先後透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