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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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這一主張在南加利福尼亞的銀行界、商業界、工業界和專業人員那裡得到了熱烈的響應。海耳正是在這些富裕的捐款人的支援下首創了加州理工學院，而密立根不僅確保了這種資助能夠延續不斷，而且還增加了許多倍。他是籌措資金的大師，他能夠投聽眾所好，利用他們的自尊、貪婪、虛榮，甚至是種族偏見。他說，南加利福尼亞是上帝、物理的聚會之地，天命所是，希望之鄉，在地理、氣候和人口上都適合成為一個大熔爐，科學進步、商業靈感和基督教價值將共同解決社會頑疾並迎接未來的挑戰。密立根告訴那些可能捐款的人說：“就像三個世紀前的英格蘭，當今的加利福尼亞標誌著雅利安文明的最西部的邊睡。”在這裡，西方的白人文化將與東方日益增長的經濟交匯在一起，大家都會受益。在這裡，大型工廠將拔地而起，荒漠將被改造為繁華之都。所有這些當然需要科學知識和工程技術。他相信，加州理工學院是建立天堂的實驗室。

密立根能夠在純粹的科學研究和工業利潤之間杜撰出令人心動，但實際上含糊不清的前景。他從不承諾會有某一個具體的研究成果，然而他能讓那些富裕的捐款人覺得給加州理工學院的贊助是一筆對當地未來經濟繁榮的精明投資。他們相信他的佈道。加州理工學院校董會的一個席位成了當地最富有的人的一種榮譽象徵。在整個20年代，金錢滾滾地流入了學校。

加州理工學院公司化的管理體制使這種科學與商業的結合成了一種固定的形式。密立根在剛來的時候就拒絕採用校長這個一般的學術頭銜，堅持由同樣數目的商人和教師組成的一個行政委員會來管理學校。他這所學校的領導將不是校長，而是一個他自封的更為商業化的頭銜，執行董事。青年教師經常暱稱他為“長官”。學校各系都由，些理事會領導，正教授和系主任享有相同的投票權。系內事務由教師委員會監督。這種有意識制定的公司體制降低了集中領導的重要性，更強調集體領導的成果。工商界人士非常喜歡這一種形式。

他們還十分欣賞“長官”所擅長的利用新聞媒介的能力。1932年，報刊發行人亨利·盧斯認為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希望瞭解加州理工學院的情況，因此，他讓密立根送一些材料給他發表在《財富》雜誌上。對密立根來說，一篇新聞報道是遠遠不夠的。“我對他的答覆是，……該做的是派一個人到這裡來住一段日子，”他回憶說。盧斯派了一名他最好的記者——不久，他成了《財富》的編輯——密立根讓他在教師俱樂部住了一個半月。密立根對記者的精心安排得到了回報。發表在1932年7月的關於加州理工學院奇蹟的文章不僅僅是一篇吹捧之作；它是一首頌揚科學進步、色彩斑斕的長篇詩歌。加州理工學院是“富商巨賈培育的科學殿堂……在威爾遜山下的平原上，雅典和迦太基、亞力山大和吳哥、羅馬和巴黎、卡特萊斯和倫敦的歷史正在重演。……學院無所畏懼。它帶著一種成功和富裕的姿態迎接陌生人。學院勇往直前，典型的西部風格。它無所顧忌地敲打著宇宙的大門，就像貝多芬著名的四重奏中的主旋律。”文章在介紹鮑林時說：“在晶體和分子結構方面的研究使他在去年贏得朗繆爾獎，他已成為全國最優秀的青年化學家。”

在大蕭條期間，在加州理工學院一臺蒸汽挖土機的一側，一個虔誠的牆頭藝術家寫道：“耶酥救世。”在下面，另外一個人用粉筆加了一句：“但功勞歸之於密立根。”

不過，即使是密立根也不能使加州理工學院從大蕭條中倖免受到不利的影響。隨著利率直線下降，學院投資的受益急劇萎縮；它投資的股票和債券只剩下一半的價值。加州理工學院最大的一項收入來源，木材大王阿瑟·弗萊明巨大的委託基金一夜之間化為烏有，這使學校行政深受震動。1932年，學校的赤字達到80000美元。幾乎所有的建設都停了下來，包括計劃中的對諾伊斯化學樓的擴建。研究費用和旅差費用一減再減，密立根還請求所有的教師接受百分之十的減薪。鮑林不得不同意減薪，每年從學校得到的4500美元的研究經費也所剩無幾，同時還放棄了學校答應的每年500美金的差旅費。

此時，鮑林正全副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迫切地需要為自己急劇膨脹的研究隊伍擴充辦公場地。他既沒有時間，又沒有興趣來同情上司面臨的預算問題。他聲言反對減薪，不願意自動放棄差旅費，並明確表示對日益萎縮的研究資助不滿。諾伊斯、密立根和海耳使出渾身解數讓他高興。有一陣子，海耳和其他一些理事從自己的口袋中掏出錢來資助鮑林的研究，而且當化學系新樓停工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