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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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推廣到全球的誘人前景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轟動，引發了一場“現代聯邦”的運動。到1940年，全國有六十個分會的三千名會員加入了這場運動。愛娃成了斯特雷特哲學思想的積極倡導者。夫婦兩人都成了帕薩迪納分會的創始成員，許多個下午，愛娃都坐在分會市中心沿街辦公室的櫃檯後。

在妻子的敦促下，鮑林在1940年生平第一次作了政治演說。他的題目是“現代聯邦”遏制法西斯和準備下一場戰爭的必要性。起初，就一個與科學無涉的題目發表演說，鮑林覺得有一些彆扭，但是很快他就有些自鳴得意了。在初中禮堂或是起居室裡，面對一小群聽眾，他會以一種與科學演講不相稱的激情發表講話。這令他重溫了在俄勒岡農學院作為高年級學生代表發表演說時的激動與滿足。“敵人正在進攻英國，而且可能在擊敗英國後轉而進攻我們，我國是否應該立即幫助英國打擊敵人呢？”他詢問自己的聽眾。“這意味著投入戰鬥，而我們是理想主義者，本性是和平主義者，反對戰爭。但是，反正我們都會被拖入這場戰爭——我們正在積極地備戰，我們中間是否有人認為我們將永遠不會陷入這場戰爭呢？……必須將惡性蔓延的法西斯主義——籠統地說就是獨裁統治——從這原本有序的世界上徹底剷除出去。”在演說最後，他提出了一個動人的遠景，一個穩定、民主的世界政府領導著一個平和有序的星球。

鮑林相信世界是“有序的”，而希特勒的罪孽在於打破了這種秩序。這一想法將鮑林萌芽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科學觀統一了起來：他認為，人類世界和分子世界一樣，同樣可以被認知和理性化。問題的關鍵又是結構。如果人類生活在一個結構正確的世界上——民族主義被世界政府所取代，資本主義被科學的社會主義所取代，獨裁被民主所取代——那麼人類的苦難將會減少，戰爭將會絕跡。世界將會變得健康美好。以上這些目標有些尚遙不可及，但是希特勒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威脅，必須馬上採取必要的行動。

鮑林日漸激進的左翼思想使他在加州理工學院和共和黨占主導地位的帕薩迪納都處於少數派的地位。1940年秋天，理工學院學生設法組織了競選年的一次辯論，請持不同政見的教授為各自擁戴的總統候選人辯護。他們在尋找支援羅斯福的入選時碰到了麻煩，最後只得求助於鮑林，而鮑林同意試一下。擁護文德爾·威爾基的加州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們毫無還手之力。約翰·埃德塞爾，一位當時正在加州理工學院訪問的哈佛教授回憶道：“鮑林處處佔盡先機，這是一場令人眩目的表演。”但是，威爾基最終在帕薩迪納的選舉中獲勝，事實上，在羅斯福參加的每一年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都在帕薩迪納獲得了勝利。不過，鮑林發現做一個反派角色同樣是非常有趣的。

鮑林最為關切的仍然是即將來臨的戰爭。有一陣子，他考慮參加全美科學工作者協會。這是一個左翼組織，屬於伯納爾在30年代晚期建立的一個英國組織的分支，旨在鼓勵科學家思考其工作的社會影響，並動員他們將科學服務於社會福利，而不是為戰爭服務。全美科學工作者協會成員包括一些知名學者，但是在1940年協會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敦促美國在歐洲戰爭中保持中立，這使它失去了鮑林的支援，因為他認為只有透過戰爭才可能打敗希特勒。他公開抗議科學工作者學會“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和平”的計劃，他還參加了幫助同盟國保衛美國協會和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組織。

大多數美國科學家對法西斯主義的看法和鮑林相仿。當1940年春天閃電戰橫掃歐洲的時候，國家科學院院長、加州理工學院校友弗蘭克·朱厄特開始遊說華盛頓，動員科學家為戰爭服務。美國政府採納了這項建議，設立了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旨在組織並資助全國的戰爭科研工作，這一機構相當於海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的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卡內基學院主席、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電氣工程師幾內瓦·布什受命領導這一組織，並在1941年將它與醫學研究委員會合並，建立了科學研究與發展局。

這開創了美國科學界和政府合作的新紀元。隨著戰爭的風聲越來越緊，布什開始召集起一群顧問，來決定數百億防衛開支的投向。加州理工學院的理查德·托爾曼受邀主持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裝甲和軍械部的工作。他在1940年夏天來到首都上任，並推薦學院的核物理學家查爾斯·勞利森作副手。

鮑林也被請到了華盛頓，不過是請他出主意，而不是請他當官。1940年10月，他和另外叨名化學家一同在華盛頓參加了國家防衛研究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