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第3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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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美國再也找不到一個能比喬奇·比德爾①更適合這個崗位的人了。鮑林是在30年代結識比德爾的。當時在摩爾根身邊聚集著一批才華橫溢的青年遺傳學家，比德爾是其中之一。比德爾和鮑林在許多重要方面很相似：兩人都是來自西部小鎮的友善、勤奮的農村孩子（比德爾出生在內布拉斯加的哇塢鎮，小時候得到了一個綽號“甜菜”②）；兩人都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樂意贊助的學者；而且兩人都主張用一種簡化的方式研究生物學，那就是將生命看作是一種生化反應的過程，這種觀點後來被科學史專家列裡·凱稱作是“生命的分子學說”。

①比德爾（George　Wells　Beadle，1903&），美國遺傳學家，生化遺傳學的先驅，由於確定酶的結構而發現基因對遺傳的影響，與泰特姆（Eward　L。Tatum）共獲1958年諾貝爾醫學獎。

②甜萊的英文名為Beets，發音與他的姓比德爾（Beadle）相近。

在跟隨摩爾根工作五年之後，比德爾離開了加州理工學院，謀求把遺傳學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摩爾根利用果蠅成功地確定了各種基因在染色體上的位置，而比德爾則想進一步弄清基因的作用機理，弄清楚連線染色體上某個部位與眼睛顏色或葉子形狀的生化途徑。當比德爾開始此項研究時，人們對“基因”的構成和作用尚無精確的瞭解。比如說，單個基因是否控制著形成某個外表特徵的整條生化鏈，還是僅控制著這條鏈的某一環節？戰爭期間，在斯坦福任教的比德爾與他的同事泰特姆①一起，透過研究一種叫做鏈抱菌的普通麵包黴菌的突變體來尋求答案。他們的經典性實驗顯示，每個基因控制著一種生化反應，而每種反應又由一種特定的酶加以調節。他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概括成如下的精闢結論：“一個基因，一種酶。”比德爾由此站到了美國遺傳學的前列。比德爾不僅僅是一個實驗專家，而且也與鮑林一樣，他懂得怎樣使他的工作博得資助機構的歡心。在戰爭期間，他宣傳他的突變體黴菌可作為營養學和農業研究中的生物探針。這在政治上不失為一種聰明之舉，使他從洛克菲勒基金會和政府兩方面都得到了充足的資助。他的科研規模不斷擴大，他甚至將還留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兩位最好的遺傳學家吸引到了斯坦福。1944年，他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①泰特姆（Ewald　L。Tatum，1909－1975），美國生物化學家，研究遺傳突變影響細菌、酵母和黴菌等的營養需求方式，有助於開創分子遺傳學，與比德爾（G。W。Beadle）共獲1958年諾貝爾醫學獎。

比德爾懂得如何管理一個系，如何做最高水平的科研，還懂得如何搞到錢。然而，鮑林更看重比德爾研究生物學的方法。比德爾堅信，遺傳學不能與化學割裂開來——更準確地說，不能與生物化學割裂開來。他說，這兩門學科是“通向同一房間的兩扇門”。

鮑林正在這個“房間”裡等著他！在鮑林的敦促下，斯托特範於1945年春天邀請他的老朋友比德爾來理工學院任教。當比德爾表示謝絕後，鮑林向斯托特範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他辭去生物系主任的職務而邀請比德爾來擔任。斯托特範也許意識到自己不善於行政管理，或者覺得自己難以承擔鮑林心目中的宏偉計劃，終於同意辭職。而“甜菜”卻仍然躊躇不決。鮑林遂親自乘火車赴斯坦福與他進行友好商談。斯托特範寫信給比德爾，警告他“不要聽信鮑林的花言巧語去做任何你不願做的事。我之所以這麼說，是由於擔心鮑林會對你施加不正當的壓力”。

鮑林當然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他和比德爾都不願浪費時間，說話都直截了當。他們在斯坦福的比德爾辦公室裡相對而坐，鮑林詳細介紹了自己的宏偉計劃。他使用了“化學生物學”這個專門術語來描述他的建議並集中在一點上說服比德爾：由他們兩人——其中一個作為成績卓著的化學系的系主任，另一個作為重現青春的生物系的系主任——在加州理工學院攜手合作，就能對生命奧秘這一重大課題協同攻關並取得成功，而這項任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研究機構所不能完成的。鮑林對戰後生物學的研究前景作了預測：整個生物學將進入全面更新的時期，透過與化學的緊密結合以及深入瞭解組成生命的大分子、酶和基因的分子結構，生物學將發生革命性的變革。這將是在分子層面上弄清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