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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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壞的評價是他“好表現自己”，是一個“誇誇其談的知識分子”。洛杉磯分局進行的調查一直延續到1948年的夏季尚無定論，這使胡佛失去了耐心。他打來電報指責關於鮑林的調查是“本局所進行的最為拖拉的忠誠調查之一”。9月10日，一份長達27頁的調查報告終於完成了，到10月14日，胡佛將此報告遞交給了公務員委員會以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胡佛遲了一步。鮑林與海軍的合同已於9月1日到期，因此他不再受9835號行政命令的約束。另外，此時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負責人托馬斯已經去職，他被指控犯有冒領工資罪而於1948年大選後不久被判刑入獄。這個委員會一直在尋找一個有地位的科學家作為攻擊目標，要是托馬斯不離職的話，根據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調查報告，它本來很可能對鮑林進行一次公開審查。於是胡佛採取了另一個步驟，他把對鮑林的調查報告送交司法部長辦公室，尋求刑事訴訟的可能性。但是司法部找不出違法的證據。

當鮑林從牛津返回美國的時候，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調查已經結束。他回到帕薩迪納後，同事們告訴他一條煩人的訊息，就是特工人員曾來校查問過他的情況，然而特工人員當時曾同時查問過其他一些科學家，特別是那些與原子彈研究有關的科學家的情況，因此鮑林聳聳肩膀，不以為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胡佛企圖對鮑林的忠誠潑汙水的時候，其他人卻對他的忠誠大加獎賞。1948年10月，就在聯邦調查局竭力找茬以便對鮑林提出刑事訴訟的同時，鮑林與他的四個同事一起在理工學院舉行的慶功典禮上接受了總統功勳獎章，這是由政府授予平民的最高榮譽。由杜魯門簽署的獎狀肯定了鮑林的“極具想象力的思維能力”，表彰了他在火箭固體燃料和炸藥、氧氣測量儀和血清代用品方面的“傑出創造”，以及他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傑出服務中所作的特別值得讚譽的事蹟”。鮑林對此榮譽感到無上光榮。

這將是在以後的四分之一的世紀中，鮑林從聯邦政府得到的最後一次獎勵。美國在向右轉，作為對杜魯門的聯邦效忠制度的補充，各州政府實施了更加嚴厲的效忠宣誓措施，這些措施的覆蓋面從聯邦僱員擴及到了成千上萬名州。市政府工作人員。對忠誠性的審查不僅針對間諜或共產黨，還針對那些批評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平民。在審查人員看來，批評美國政策就是為克里姆林宮效勞。任何批評美國政策的言論，特別是來自左翼的批評，都足以引起審查人員的懷疑。任何人只要與可疑的組織沾上點邊，那麼即使沒有被人抓住犯有顛覆罪的把柄，也會招來惡毒的攻擊。1949年初，艾奇遜在被批准擔任國務卿的聽證會上也曾陷入反共喧囂的漩渦，他將其稱為“野蠻人的攻擊”。實行這種高壓政策的結果是：批評政府或宣傳自由主義目標變得十分危險，人們噤若寒蟬。然而鮑林卻仍然我行我素。

到了1949年，任何人都已不敢與哪怕只是帶有一絲左傾的組織發生任何牽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鮑林仍然這樣寫道：“作為個人，比如像我，必須學會與共產黨人和睦相處……我幾乎不認識任何被確認為共產黨員的人；但是我確實屬於一些被稱為是共產黨陣線的組織。我親眼目睹這些組織的成員是如何親密無間，對此我深感興趣……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受到鼓舞。假如說，這種現象確實代表了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之間的親密合作，那麼，我就有理由相信，透過建立一個有效的世界政府，世界各國人民最終將發現實現和睦共處是可能的。”

美國自由主義左翼政治團體不斷萎縮的時候，也是鮑林在美國的地位和知名度不斷提高的時候。他成了殘餘的左翼分子的護衛者，一位敢於直抒己見的德高望重的科學家。他經常在各種呼籲書上簽名併發起各種集會，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公眾人物，以至於每當一個組織要尋求一個名人來支援某項自由主義行動的時候，都會向鮑林求助。英國主教約翰遜來美國訪問時，儘管鮑林傾向於無神論，他還是受人之託幫助組織歡迎活動。約翰遜主教是英國共產黨員，被報紙稱為“坎特伯雷的紅色大主教”①。對他的訪問，美國右翼分子紛紛表示抗議，百般加以阻撓。鮑林卻不顧這一切，在歡迎約翰遜主教時仍然和他握手，此事被很多報紙廣泛報道（然而跑林失望地發現這位紅色教長不過是一個古板的老傳教士而已）。鮑林發起組織全國性的會議以討論公民自由權力遭到的侵害，反對政府驅逐外國人的歇斯底里狂潮。他捐款給保衛希斯②基金會，公開反對政府對在紐約受審的十一位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迫害，還在洛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