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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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華萊士在麥迪遜廣場公園作了一次演講，嘲諷杜魯門對蘇聯擴張主義的“強硬”政策。一週以後，杜魯門要求華萊士辭職。

杜魯門達到了目的，但同時也分裂了民主黨。華萊士宣佈作為第三黨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他和自己的支持者建立了新的進步黨，聲稱自己是羅斯福的忠實追隨者。鮑林最為鍾情的政治團體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在被指責為一個共產黨陣線的組織之後，傷痕累累，這時已改組為美國進步公民組織，並聚集在華萊士的麾下。剛開始時，華萊士的競選活動十分強勁。他本人是一個十分機敏和雄辯的演說家。1947年那段時間，他關於國際主義的主張以及經過修正的新政綱領迎合了群眾的情緒，在選民集會上受到熱烈歡迎。在他發表演說的體育場或大會堂裡，擠滿了自由主義者和反杜魯門的民主黨人，還有少數共產黨人。鮑林喜歡華萊士的國際主義和新政意識，以及他處理政治的知識分子方式。於是，他成了“支援華萊士的民主黨人”組織的成員，並擔任了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副主席。他參加遊行，捐款支援華萊士競選，還在洛杉磯的一次大型競選集會上介紹候選人華萊士。在這次集會上，鮑林和他的女兒琳達與著名演員赫本一起坐在主席臺上，備受矚目。赫本看著男孩子氣的琳達，眼睛一亮，奇怪她為什麼不從影。

鮑林和華萊士在很多方面十分相像。兩人都喜歡獨立思考，都是熱忱的理想主義者，都不願意妥協。鮑林認為華萊士更為突出的優點是由於他進行農作物雜交的研究，因而他懂得科學。鮑林說：“我認為他很優秀也很明智；但如同很多科學家一樣，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尚欠火候。”

這正是癥結所在。華萊士對握手拍肩、籠絡人心這一套很不在行，他過於孤僻冷峻，因而成不了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他還始終堅定地主張與蘇聯親善。如果說在1946年初談論把原子彈移交給聯合國和援助蘇聯的大規模重建還不無道理的話，那麼到1948年中期繼續鼓吹這種論調就無異於政治自殺了。

1948年的2、3月份，鮑林尚在英國訪問，華萊士的競選運動就已開始走下坡路。當時，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一次共產黨政變，該國徹底投向了蘇聯的懷抱，這一事件在美國激起了一股反共的情緒。華萊士不僅沒有利用這種情緒，反而聲稱捷克事件是對一次預謀的右派政變的反應，而美國大使可能捲入了這一陰謀。華萊士急於指責美國併為俄國找藉口，由此遭到了共和黨人的譏諷和杜魯門的指責，並在報紙上受到了大舉撻伐。進步黨變成了向共產黨妥協的代名詞，黨員人數也急劇減少。

選舉的那一天，鮑林正在華盛頓州訪問，在政府生產原子彈原料的大型設施漢弗德廠附近作有關和平問題和化學研究的報告。儘管當時愛娃出於懼怕共和黨人獲勝的心理，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刻將選票給了杜魯門，並慫恿鮑林採取同樣的立場，但是鮑林仍然堅持自己的選擇，缺席投了華萊士的票。那天晚上，當鮑林準備上床睡覺的時候，電臺評論員已在預言共和黨將肯定獲勝。事態發展似乎將再次證明愛娃是正確的。凌晨兩點鐘，鮑林醒來，走進停在汽車旅館停車場上的汽車裡開啟收音機，傳出的是杜魯門宣佈獲勝的訊息。鮑林為此鬆了一口氣，然而華萊士的表現令人沮喪：他得到的支援票少於百分之三，進步黨未在任何一個州獲勝。與成千上萬的進步黨人一樣，鮑林感到很傷心，“華萊士也許是太誠實了，終究成不了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1948年的大選標誌著新政的終結和美國排斥異己時期的開始。華萊士參加競選對杜魯門來說反而是一種解脫。他再也不用迎合黨內的自由派，從而可以大膽地進一步向右轉。他向自己證實，透過整治赤色分子，民主黨人可以贏得選舉。只要這種手段奏效，他將繼續這樣做。

政治形勢顯然發生了變化，但鮑林沒有隨波逐流。四年之前，他曾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典型的新政支持者，一個遊移於中間派和左翼之間的自由派民主黨人。但四年之後，儘管整個國家已經發生了變化，鮑林的觀念依然如故——在1947、1948兩年間，他繼續公開宣傳對原子能技術實施國際控制，反對效忠宣誓，呼籲保障公民自由權和反對反共歇斯底里。現在的形勢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心理左右了政治走向，根除共黨分子變成了全國範圍內的陳詞濫調，與此唱反調的人則已是寥若晨星。

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對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①來說，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隨著人們對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恐懼與日俱增，他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