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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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承擔更重的社會責任，”他寫道。“我希望越來越多的化學家除了開展作為化學學會會員的本職工作外，還能同時投入自己的時間和精力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

儘管鮑林設法做了許多說服工作，還是很少有科學家願意加入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這一組織的壽命已經不長了。1947年春季，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洛杉肌的旅館租了一個套間作為辦公室，“對電影界的共產黨活動進行秘密調查”。1947年10月份，當一長串電影明星、製片人、劇作家和導演接受調查委員會的盤問時，美國人紛紛被好萊塢庭審的奇觀所吸引，密切注視著整個調查的過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鮑林在獨立公民委員會內的朋友達爾頓·特朗勃——鮑林認為他是好萊塢最有才華的劇作家之——決心對這些搞政治迫害的人採取不合作態度。他在準備接受盤問時，寫了一篇雄辯的開場陳述詞。他說，政客們的反共調查使得首都華盛頓“充滿了恐怖和高壓‘的氣氛……在這個城市裡，老朋友在公共場所見面不敢相認，那些對你們的正統觀念稍持不同意見的人只能在行進的汽車裡或在野外私下交談，華盛頓變成了又一個國會縱火案前夕的柏林。每一個記得1932年秋季德國曆史的人都能從我們今天所在的這個房間裡聞到火燒的煙味”。

當特朗勃試圖朗讀他的陳述時，主持者用木槌猛擊桌子，打斷他的發言。他和其他九個採取不合作態度的人被集中起來接受進一步的司法審查。後來這十個人被人稱為“好萊塢十君子”。

對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那些人來說，在電影界舉行的聽證會不但是一個個人表演的舞臺，而且也是擴大自身知名度的大好機會。調查委員會主席托馬斯和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發現，透過反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保衛美國的愛國者，在報上大出風頭。他們的攻擊目標不僅限於電影明星和聯邦政府僱員。托馬斯寫道：“我們的科學家儘管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很內行，但對共產黨的策略和陰謀活動的歷史卻一無所知。他們很容易上當受騙去出席會議，簽名呼籲，組織或參加各種打著‘自由’和‘進步’招牌的團體，實際上這些團體都屬於共產黨的統一陣線。”

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開始密切注視科學家的活動。畢競科學家是原子彈秘密的知情者，如果他們把機密洩露給俄國人，那就會改變世界力量的對比。儘管大多數科學家都認為，不管是否透過間諜手段，俄國人遲早會掌握原子彈的秘密——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一部分人率先發現的自然界秘密，不久總會被其他人所掌握，但科學家的這種看法並不能左右調查委員會的立場。托馬斯認為，確保科學家的忠誠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而9835號行政命令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機制。當時對科學的資助正轉變為由聯邦政府撥款——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或者作為政府實驗室和特種機構的僱員而領取薪金，或者從原子能委員會和軍方取得資助——從而使得成千上萬名科學家變成了臨時性的政府僱員，必需接受杜魯門的忠誠檢查制度的審查。他們中許多人在不斷的安全檢查和聯邦調查局的現場調查中，被取消了接受資助的資格。

物理學家康頓成為眾所周知的第一個犧牲品。康頓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學家，美國物理學會的前任主席和國家標準局的現任局長。他性格開朗，機智幽默，討人喜歡，在國家標準局的工作也無可挑剔，一般說來他不應成為攻擊的目標。但是由於他曾經公開領導了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行動，一些右派政客就把他當作動亂分子。1947年，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有意向新聞界透露了一些有關康頓的誹謗性材料。這些材料都是些無法查證的傳聞和社會關係。比方說，稱康頓曾經說過，洛斯阿拉莫斯的安全檢查制度是“病態壓抑性”的，並因此退出了曼哈頓計劃；他曾經建議讓世界各國共享原子技術；他在聯邦政府的職位是由左傾的前副總統華萊士推薦的，等等，然而根據這些材料已足夠給他貼上“我國安全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之一”的標籤了。康頓的私人生活被報紙連篇累膠地披露出來，社會關係也被公開，他的名聲遭到了玷汙。但是康頓拒絕屈服。包括美國科學促進會、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和一些有威望的科學家（其中也有鮑林）在內的科學界群起為康頓辯護。第二年，匆忙組織起來的一個聯邦調查小組正式宣告，他是清白無辜的。

這件事情算是過去了，但整個科技界卻心有餘悸。如果說，康頓橫遭迫害的唯一罪名是他直言不諱，那麼，下一個將輪到誰呢？

14　英國之旅

觀察的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