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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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好辯，總是衝在最前沿。諾伊斯吟誦詩歌；路易斯愛說笑話。路易斯領導下的化學系像一個辯論協會，面對挑戰和答辯他興高采烈。他的一位同事回憶說：“他就像個頑童，總要尋找機會打擊保守的偏見。”這位伯克利的化學家在海象唇髭下總叼著一支雪茄，“不管是否喝過酒，不管身處何地，他總是熱烈討論的焦點，總是歡樂人群的中心。”路易斯和鮑林一見如故。在第一次見面時，鮑林向路易斯介紹了自己在晶體方面所做的工作，並問他可否在畢業後到伯克利來在他指導下攻讀博士後。和諾伊斯一樣，路易斯慧眼識英雄，高興地答應要考慮。

諾伊斯聽說此事後憂心忡忡。對鮑林，他有自己的打算。早在鮑林進入加州理工學院的第一年，諾伊斯就寫信給海耳說：“我這裡有一個來自俄勒岡的學生，已經證明不同一般。”在鮑林即將結束研究生學習時，諾伊斯已經讚譽他為“學院歷史上最有資格獲得化學博士學位的候選人”。諾伊斯慣於在自己最得意的門生一畢業時就提供他們任教的職位——他對迪金森和其他早期的加州理工學院畢業生就是這樣做的——早在鮑林拿到學位之前，諾伊斯就決定把他留下來。但是，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最優秀的新博士總要設法取得博士後獎學金到別的院校呆上一兩年，向別的大師們學習新的技能。最有聲望、數額最高的獎學金是由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頒發的；具備鮑林這樣能力的畢業生，自然希望能贏得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獎學金，到別的學校學習一段時間，然後再回到加州理工學院謀求一個教職。

唯一的問題是路易斯。諾伊斯深知伯克利化學系的實力，也深知路易斯的個人魅力，他不想冒險讓鮑林到伯克利去與路易斯形影不離地過幾個月。他建議鮑林申請國家委員會獎學金，同時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要求，要鮑林在母校攻讀博士後。鮑林希望進行X射線晶體學研究，諾伊斯在推薦信中強調，除了加州理工學院，其他學校都沒有像樣的晶體學實驗裝置，他還提出指派幾個研究生協助鮑林工作，並暗示以後將安排鮑林的教職。“我擔心，如果鮑林現在到了別的學校，這個傑出的青年研究人員就會失去一個絕好的研究機會，”諾伊斯在給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的信中這樣寫道。

同時，諾伊斯又積極準備了第二手方案。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不大可能為鮑林破例；要是那樣的話，鮑林就有可能去伯克利，並且一去不復返。1925年春天，諾伊斯聽說一個新的國際獎學金計劃——古根海姆家族基金剛剛啟動。儘管第一批正式的古根海姆研究基金獲得者要到1926年4月才會最終選定，但據說有一個先期的特別需求小組將獲得資助在1925年夏天成行。諾伊斯把這個訊息告訴了自己最賞識的弟子，並和密立根一起竭力勸說鮑林申請，以便到歐洲向量子物理學的大師們學習。

但是鮑林並不急著去歐洲。在加州理工學院他還有許多工作沒有完成，而且他也盼望能到伯克利與路易斯工作一段時間。所以當他獲悉自己贏得了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獎學金後——附帶規定他在完成博士論文答辯後的六個月內一定要到另一所學校去——他立即通知古根海姆基金會，自己想一年後再考慮出國的事情。

歐洲是鮑林順理成章的選擇。在他獲得博士學位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紀裡，美國在基礎科學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諾伊斯以及其他人的努力下，美國的化學已經與歐洲的化學並駕齊驅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已超過歐洲。在需要動手的方面也同樣如此。私營企業新增的資助，加上諸如密立根這類精明的本國科學家的技術，美國已經毫不落後於世界潮流了。但在理論物理方面，在思維實驗、筆紙運算和對新定律的發現方面，仍是歐洲一統天下。這一點在量子理論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到1925年時，玻爾和索末菲的“陳舊的”量子理論顯然已經被推翻，新一代的年輕理論家開始徹底與經典物理學決裂。新生代幾乎全是歐洲人——主要來自德國、法國和英國。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認識到了這一新浪潮的重要性，紛紛派遣新造就的博士到歐洲量子學中心去學習：去哥本哈根的玻爾研究院，哥廷根的玻恩研究院，慕尼黑的索末菲研究院，蘇黎世的薛定諤研究院。

諾伊斯只有六個月的時間，之後鮑林可能去伯克利，也許再也不回頭。

諾伊斯是幸運的。從1925年夏天開始，鮑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那個重大的命題：化學鍵的本質。他開始雄心勃勃地撰寫一篇論文，直接把量子理論和化學鍵的問題聯絡起來，透過收集到的大量晶體學和其他化學資料來批駁路易斯舊的靜態原於模型，支援玻爾的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