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第79部分 (第3/4頁)

工學院，人們對這一訊息的態度深深地刺痛了鮑林的心。對此，他迅速然而是有點莽撞地作出了反應，並且因此而改變了自己生活的航向。

10月18日，離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正好一星期，鮑林在他的梅德爾寓所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在攝影機不停地轉動和攝影時發出的咔嚓聲中，宣讀了一份事先準備的宣告：他將要請假離開加州理工學院，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任職。這一中心位於聖巴巴拉市，是專門研究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一個出謀劃策的智囊機構。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一口否認他與加州理工學院之間存在著“裂痕”；他說，他到另一個地方謀事，反映了他個人權衡輕重之後的選擇，而且在得獎之前就已有打算。他突然宣佈提問結束，請各位記者退場。

若干天以前，也就是杜布里奇的言論剛剛見報的時候，鮑林就通知化學系主任羅伯茨，說他打算永久離開加州理工學院——“不無遺憾”，他在給羅伯茨的書面報告中寫道，“我畢竟與諸位同仁在此度過了41年多難忘的歲月。”——羅伯茨趕緊向杜布里奇轉達了這一訊息。在接下來的幾天中，曾經有些不大瞭解內情的人試圖出面調停這件事，看看能不能留住鮑林——甚至鮑林也一度希望杜布里奇親自出面勸他留下來——但是，杜布里奇根本就沒有這個意思，他正想一勞永逸地拔去這一根刺，而且似乎不願再把此事拖延下去了。

除了鮑林的家人和校方少數人之外，鮑林的記者招待會使學校裡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意外。化學系大多數人，包括與他在一起幹了四十年的人在內，都是從報紙上得知他要離開學校的訊息的。接著，化學系迅速地召開了一系列會議，會上，鮑林請在他的研究專案中工作的人放心，他們一定會得到照顧，他已經作好安排，讓他們在加州理工學院繼續工作，一直到他的研究經費用完為止。

隨後，突然間，他的人就不見了。

學校裡多數員工都感到愕然。杜布里奇卻不動聲色，一切照常在運轉，似乎鮑林從來就沒有在學校裡工作過一樣。他除了簡單地敷衍幾句，代表學校對鮑林的宣告表示遺憾外，沒有作出任何別的反應。幾個星期以後，德爾布呂克和他在生物系的幾位同事——這些科學家清楚鮑林的最新研究所具的價值，並且支援他反對核試驗而進行的活動——設法誘使鮑林回來參加一次小型的聚會，慶祝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次聚會是在科克霍夫實驗室和教會實驗室間的平臺上進行的，與鮑林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時舉行的盛大慶祝會相比，確實有相形見細之感。許多生物學家到場了；相當多的化學家卻沒有露面。與會者都裝出了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但整個下午都籠罩在黯然神傷和若有所失的氣氛中。對鮑林是如此，對加州理工學院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鮑林從加州理工學院離職後幾個星期，一直忙著搬家前往聖巴巴拉的事。他還告訴美國化學學會，他要退出該組織。

儘管媒體作出了消極的反應——也許正出於這一原因——鮑林現在更加有名了，他能夠在化學領域之外找到謀生的崗位。合眾社投票將他評為1963年科學界的頭號新聞人物，和平運動人士則鼓勵他競選總統的職位，至少是參加參議員的競選。

鮑林仍能確保自己是一位媒體關注的人物。4月下旬，在華盛頓舉行了紀念國家科學院百歲華誕的慶祝大會，鮑林又在會上出風頭，公開抨擊肯尼迪新近宣佈派人登月的計劃。他將這一登月計劃稱作為一項“可鄙的”舉動。他說，用於回答一個有關月球的問題所需的金錢，可以用來回答成千上萬個有關人體健康的重要問題。《華盛頓郵報》在第一版上引述了他的講話。鮑林這篇講話有可能給國家科學院一百週年紀念活動投上陰影，為此，第二天，大會主席弗雷德裡克·西茲感到有必要找一個機會讓鮑林與記者分開。他將鮑林拖到一個房間裡，向他說明，在這樣一個專門用來慶祝科學成就的場合，無論如何要避免對政府作攻擊。鮑林同意，為了科學院的利益，他可以不再說話。當他們回到現場時，一位記者問起，“西茲博士有沒有訓斥您一頓？”鮑林看了他一會，笑了起來，反過來問，“誰敢呢？”

人們可以鼓勵他去幹什麼，但誰也不能指手畫腳強迫他。62歲之際，鮑林開始離開他幹了40年的行當，向他親自設計和籌建的實驗室告別，辭去了他曾擔任過主席的專業學會，從頭開始了新的生活。

這就是他對這一切所持的看法。但是，在許多人眼裡，鮑林似乎砍倒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未來的十年中，他將過起漂泊不定的日子。

又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