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第85部分 (第3/4頁)

1973年稍後，卡梅隆本人到美國旅行，順道和鮑林一起走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這也是兩個人的第一次見面。然而，兩個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無所獲。國家癌症研究所學者們的態度與其他醫生們的態度如出一轍：在一家蘇格蘭小醫院裡偶然出現的幾個病例，還不足以證明可以得到大規模研究的資助。卡梅隆在給鮑林的信中讀到了他從國家癌症研究所那裡得到的印象。他寫道，在貝塞斯達，醫生們使用著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和外科手術等手段，他考察了這些“的確使人失望”的辦法，“我真不清楚他們到底得到了怎樣的結果，這些方法毫無疑問會造成許多細胞變異的現象，病人也隨之承受了許多痛苦。”

1973年夏天，鮑林遭受到另一次挫折。美國精神病協會的課題攻關組發表了一份篇幅很長的報告，批駁了分子矯正精神病學的概念。文中還特別提到霍弗和奧斯蒙德提出的思想。說他們的理論基礎“是很不牢靠的”，他們的實驗結果缺乏普遍性，試驗的時間也太短，因而無法提供充分的資料，他們公佈結果的方式也是“可以探討的”。鮑林給美國精神病協會的雜誌寫了一封信，激烈地反駁了這份報告所作的攻擊，他譴責了攻關組成員有很深的偏見，他們的報告對一些重要的研究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對於我在1968年論文中提出的矯正分子精神病學的一般理論，對於抗壞血酸價值所作的具體的論證，這份報告既不作介紹，也未作鄭重其事的討論，”他這樣寫道；因此，他接下去說道，這一報告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然而，等到他這篇文章在第二年見諸報刊時，攻關組報告已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一些醫學界人士再次發表了看法；人們再次得到這樣的印象，即跑林關於分子矯正的思想純粹是胡說八道。

“我應當說，要理解醫生實在太難了，”鮑林對一位記者說。“他們習慣於接受人家的說法……他們只相信權威。顯然，他們難以理解世界在發生變化。”

1973年夏天，為了促使人們注意維生素C和癌症的關係，鮑林和卡梅隆又嘗試了另一種做法。他們避開了卡梅隆難以證明的透明質酸酶理論，強調維生素C是一種免疫反應的增強劑，有助於緩解藥物治療和放射治療帶來的副作用——可以作為現行癌症治療方法的輔助手段，而不是從根本上取代這些方法。這是非常高明的一步，對治療和研究癌症的機構不那麼具有威脅性，而且更加有實驗事實作基礎。事實上，人們已經觀察到，維生素C有助於改進吞噬細胞的功能，也就是提高白血球在抵禦癌症的過程中發揮的免疫力。

但是，這為時已晚。此時，鮑林幾乎已經被醫學界完全置於孤立無援的地位。雖然他繼續在通俗刊物而不是在學術雜誌上為自己辯護，甚至願意在諸如《國民調查》和《午夜》那樣的馬路小報上，發表記者撰寫的訪談錄。現在他說的是，適當使用維生素的最佳劑量，並少吃食糖和禁菸，就可以延長美國人的平均壽命20年左右。他本人每天服用的維生素C劑量則已增至6克。在醫生們的心目中，鮑林顯得愈來愈尖刻，甚至到了可悲的地步。他們一致認為，這樣一位偉人墮落為一個江湖騙子，實在太可惜了。

時間到了1974年年中，鮑林的聲望和他開張不久的研究所的財務狀況同時到達了最低點。也許是先前的麥卡錫時代在醫學界留下了陰魂，原來安排鮑林對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學生作一次關於維生素C的報告無端地被取消了。原因在於，作為報告會發起者的一個當地的癌症學會，對邀請鮑林作報告的學生們說，他們將不會支付有關的費用。分校校長認為，任何校外團體都無權決定本校學生聽講的內容，因此，他用學校的錢支付了鮑林這次訪問的費用。1974年，似乎是對鮑林作出的一個回答，美國為維生素C推薦的日攝入量從60毫克降低到45毫克。

這年春天，卡梅隆又有兩篇關於用維生素C治療癌症患者的論文，被美國的重要癌症刊物作退稿處理。主要的批評意見是，他沒有同時作一次雙盲試驗，而且在測定其療效時，用於對照組的類似病例是從醫院病史檔案中選來的——用醫學上的行話來說，這是“歷史性對照組”。他得到的結果還有一些不確定因素，因為他的大劑量藥方僅用在晚期病人的身上，而晚期病人有可能死於心力衰竭或腎功能障礙，這種情況也許與維生素C無關，然而會嚴重干擾統計的結果。鮑林和愛娃在6月份乘飛機抵達萊汶谷醫院，親自考察了卡梅隆是怎樣工作的，並且還幫助他修改了論文的手稿。鮑林從理論的角度強化了有關的論點，並且在手稿上加上了自己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