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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是周恩來總理的侄女，時任全國黃埔軍校同學會宣傳委員。在黃埔島上，她興致勃勃地參觀了黃埔軍校校史展覽。她一邊參觀一邊興奮地說：“黃埔軍校真不容易啊，它的誕生對歷史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當有記者問她，當代青年在參觀黃埔軍校舊址中應當主要學習什麼，她脫口而答：“黃埔精神。”並說，雖然現在的軍事教育工作比以前做得更加完善，武器裝備也更加先進，但沒有“精神”是不行的。我們要繼承黃埔軍校師生“不要錢、不要命、愛國家、愛百姓”的精神，學好本領，為鞏固國防做出貢獻。談起周恩來，周秉德說：周總理是一個“為國家和人民而生，為國家和人民而死”的人。在周秉德的記憶印象中：“伯父一生都在為國家和民族的興亡而奮鬥，因此他也最忙，最累。他根本沒有空閒時間能靜下心來跟我們談黃埔軍校的事，他太忙了。但伯父是一個最慈愛、最關心別人的人，無論對待誰，他都一視同仁，對待百姓甚至比對待我們親屬還要好。”
在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新開放的歷代名將油畫廊中，陳知建站在父親陳賡大將的畫像前，同工作人員說：“我父親的外號叫‘陳鬍子’，有很大的連鬢鬍子，這上面怎麼一點也沒畫晚年的黃埔一期生蘇文欽（前中）、四期生慕中嶽（後右四）等校友在黃埔軍校操場上高唱軍校校歌。出來？我覺得臉頰兩邊顏色還應該再深一點，是那種刮過鬍子之後的青色。”陳知建覺得，這幅油畫同真實的父親比起來，畫得有點“嘻嘻哈哈”了，少了些剛強和英武之氣。他委託工作人員同畫家聯絡，說自己家中收藏有很多父親的照片，可以作為進一步修改的素材。這是陳知建第4次來黃埔軍校，第一次是1959年，陳賡大將在廣州參加軍委擴大會議，攜子故地重遊。當時黃埔軍校除了一個大門還比較完整之外，裡面只有幾座破破爛爛的建築。“現在不一樣啦，修得這麼漂亮。”陳知建說：“這裡是父親改變命運的地方。他以一個學生的身份，走進了革命隊伍，也正是在這裡，他結識了國共兩黨的領導人。”
也有一些“老黃埔”在看了紀念館的陳列和研究成果後，對黃埔軍校史的研究，情更深，意更濃，他們從較高的層次上提出，黃埔校史的研究在新的世紀應拓展新渠道，注入新的激情。目前，學者們關注的焦點還僅僅侷限於1924年至1927年國共合作期間的黃埔軍校，而對此後黃埔軍校的發展演變還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對其在各地所辦分校更是鮮有研究。因此，應該擴大研究領域，開闊研究視野，將整個黃埔軍校的歷史納入研究範圍。此外，還應關注現實的黃埔同學會的研究，將其與黃埔軍校歷史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在現實與歷史之間架設一座聯絡的橋樑，從而使歷史更好地服務於現實。
早期黃埔軍校的革命故事、成才故事感動著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感動著後來者。黎啟義原是黃埔造船廠的職工，他當過兵，做過電焊工、切紙工，後來在黃埔造船廠子弟學校當了幾年歷史教員。1983年，廠裡搞廠史，他對一牆之隔的黃埔軍校舊址發生濃厚興趣。1984年6月，黃埔軍校60週年慶典時，他被借調去接待黃埔老將軍，他的生活從此發生重大轉折。他從一名造船廠工人，變成了對黃埔軍校歷史產生感情的狂熱研究者，從此他在黃埔島做了20多年的業餘導遊。後來自立門戶，成了一家旅行社的老總。對從早期黃埔軍校走出的所有將帥徐向前元帥和夫人黃傑（黃埔六期）的事蹟，黎啟義都如數家珍，幾百個從黃埔軍校走出來的將帥，隨便提起哪一個人的名字，他都能將此人的事蹟娓娓道來，許多人說他是黃埔軍校歷史的金牌導遊。黎啟義最開心的莫過於巧遇黃埔軍校名人的後代。一次，他到廣州市政府機關辦事，一位姓曹的先生問黎啟義：“聽說你對黃埔軍校歷史很有研究，那你知不知道曹淵這個人？”黎啟義答：“曹淵是黃埔一期的，安徽人，北伐時曾任先遣營營長……”那位“考官”越聽越起勁，最後竟拍起桌子：“黎啟義，你好厲害哎！你曉得，曹淵就係（是）我老竇（老爸）！”20多年的業餘導遊，黎啟義為20多萬遊客解說了黃埔軍校的掌故和歷史。他說：“我最大的收穫是遊客的掌聲。為黃埔軍校做導遊，把愛國、團結、奮鬥的精神宣講出去，作為黃埔島人，我有這個責任。”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現代化的程序，新世紀的“黃埔品牌”也青春煥發。創辦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座豐碑，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傑出的軍事政治人才，如此顯著的“名牌效應”，使得廣東省和廣州市在旅遊經濟的戰略策劃中，把建設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