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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等43名左翼作家在上海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呼籲全國人民奮起抗日。1940年，在西安主編《黃河》文藝月刊。1948年，到臺灣從事教學和創作，1972年移居美國舊金山。
危拱之（1905～1973），又名危玉辰，化名林淑英、魏晨，河南信陽人。她7歲入私塾，9歲進教會小學。稟性剛強，為了學好體操課，毅然扯去裹腳布，爭得一雙“解放腳”。1922年到汝陽道立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學。1926年11月到武漢，加入共青團，後考取武漢分校女生隊。廣州起義時，她和女生隊隨葉劍英率領的教導團參加攻堅戰鬥。在紅4師政治部當宣傳員時，參與創辦《紅軍生活》報和《造反》雜誌。1929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回國，在閩粵贛軍區司令部宣傳科工作，後任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八一劇團委員會委員、工農劇社總社副社長，組訓了幾十個紅軍劇團，培養了一批文藝人才。中央紅軍長征時，她跟隨幹部團行動。1936年在延安任人民抗日劇社社長兼導演。在延安時期與葉劍英結婚。“西安事變”時，她作為中共代表團內務成員馳往西安。後任中共陝西省委婦女部長，河南省委秘書長、組織部長，赤峰市委副書記、書記。1949年初，因過本書作者1991年與黃傑老人在北京柳陰街寓中合影度勞累，積勞成疾，她的肺結核病很嚴重，不能堅持工作而休息。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此外，後到第4軍教導團中的曾憲植、張瑞華、黃傑、黃靜汶等10多位女生隊學生，參加了廣州起義、海陸豐起義，有的後來還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她們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從事了軍事、政治、婦運等各方面的工作，成績卓著。她們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國成立後，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國婦聯、中紀委的領導崗位。其中，曾憲植曾任鄧穎超的秘書、全國婦聯副主席，徐向前元帥的夫人黃傑、聶榮臻元帥的夫人張瑞華後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和委員等職，黃靜汶任上海市婦聯副主席、國家衛生部婦幼衛生局局長等職。
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之所以能夠在短期內，培養出這樣一支優秀的女生隊，首先是當時風起雲湧的時代召喚和鍛鍊了軍校女學生，當年“打倒列強，除軍閥”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勢，使得她們從一些普通的女青年，在短時間內迅速鍛鍊成長為時代的精英；其次，中國共產黨的培養和重視是她們迅速成長的重要原因。女生隊的許多戰士，在各自的戰鬥崗位上，為革命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如同聖潔的革命花，開遍祖國的大地。她們無論在當時或者是在後來，多是大有建樹，為當年黃埔軍校的盛譽美名，增添了更加奪目的光彩。她們敢為天下先、英勇無畏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敬仰。
黃埔軍校武漢分校開辦女生隊，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創舉”，這一歷史功績，是值得千秋頌揚的。原武漢分校女生隊一些女學生自豪地說：女生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批女兵”，是“20年代青年婦女的驕傲”。黃埔軍校前幾期畢業的老大哥評價說：“女生隊的出現，的確在中國婦運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對那時封建保守的社會風氣，黃埔軍校武漢分校舊址無疑是一個有力的衝擊”，“這不僅是震驚中國的大事，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也是創舉”。
自黃埔軍校《中國軍人》雜誌掀起“女同志軍”的爭論，中國20世紀初的女兵思想起源於黃埔島後，其浪湧就像那珠江入海口岸邊的大潮，喚起了無數中華女性，以勇於捐軀的壯舉，向世俗觀念展開了挑戰。黃埔女生們考入軍校時，正是風華正茂、年輕有為之時，她們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由衷的報國之心，毅然投筆從戎。其情其行，令人可敬可佩。
黃埔軍校從1924年成立至1949年遷往臺灣，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包括4屆女生，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人。她們分別是1926年北伐戰爭時期的黃埔武漢分校（第6期），1938年抗戰時期的黃埔第7分校（第15期），1939年黃埔第3分校（第16期），1940年黃埔成都本校第18期第2總隊（駐蘇幹部培訓班）。第15期的女生，於1938年2月、3月間分兩批考入，共200多人，編入黃埔軍校（時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7分校第2總隊特科大隊女生隊，在陝西鳳翔縣受訓，1939年4月全隊奉命轉入西安戰時工作幹訓團第4團，同年5月畢業後分配到各部隊工作。第16期的女生，於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隨第3分校輾轉遷移到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