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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開學僅20天，便成立了特別黨部。這是孫中山根據蘇聯顧問鮑羅庭的建議，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的具體體現。特別黨部作為軍校的最高領導機構，須經選舉產生。選舉結果，蔣介石、嚴風儀、金佛莊、陳復、李之龍5人當選為執委。蔣介石對此是既喜又憂，喜的是自己順利當選，憂的是5名執委中，除自己外，全是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國民黨員。儘管身為校長，但在黨部只是一名普通執委，從理論上講沒有特權，自己將來在黃埔軍校就談不上有什麼作為宣俠父了。如果按規矩辦事，蔣介石本來不能再造次，但他很快以校長、特別黨部的名義下文，直接指定各黨小組長，還規定黨小組長每週直接向校長書面報告黨內活動及工作情況。
檔案下發後，剛剛入校的第1期學生、共產黨員宣俠父提出了抗議。這位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的校長老鄉，雖然被指定為黨小組長，但他十分正規地給特別黨部寫了一份報告，毫不客氣地把矛頭直指蔣校長。他認為校長此舉，是企圖以軍權代替黨權，違背了孫中山先生“以黨治軍”的原則，把黨的基層組織變相地化作手中的工具，成為強權下監督同志的特務機構。他要求特別黨部應組織基層分部的選舉，並監督進行。蔣介石看了報告後，氣得咬牙切齒，恨不得立即趕走宣俠父。但考慮此事如果處理不好會影響大局，於是他以老鄉和校長的雙重身份，召見了宣俠父。
談話很快陷入了僵局。蔣介石命令宣俠父寫出悔過書，否則將開除出校。宣俠父不僅不寫，3天后還憤然離開了軍校。臨走時，給同學留言：“大璞未完總是玉，精鋼寧折不為鉤。”也因為此舉，黃埔軍校同學錄上看不到共產黨員宣俠父的名字。宣俠父離校後去了上海，曾任中共臨時中央局特科負責人，1938年7月在西安遭國民黨特務暗害。
宣俠父勇而退學的行為，那時黃埔的許多人多未能意識到，他所維護的東西正是孫中山當做命脈的“聯共”。這是黃埔島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第一次交手，共產黨人卻就這樣稀裡糊塗地輸了。不僅如此，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從一開始就被蔣介石弄得偏離了正確方向，也註定了日後的悲劇。
其實，對大多數剛入校的黃埔一期學生來說，他們並不像已有1年多共產黨黨齡的宣俠父那樣有較高的政治敏感和嗅覺，許多年輕人在這時還根本沒有黨派的概念，像一張白紙，就看向上面塗抹什麼顏色了。黃埔軍校作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最重要成果，同時又是培養未來軍政幹部的搖籃，誰爭取到更多的學生就意味著爭取到了未來，因此從一開始雙方就在發展黨員和支持者上展開了激烈競爭。每個黃埔學生都不可避免地捲入這種政治選擇的漩渦之中，那些新來的學生沒多久就會碰到這種選擇和政治動員，許多人會同時收到兩黨動員發展入黨的表格。對這兩個黨究竟是怎麼回事，大多數學生在那時肯定說不清各自的宗旨，更說不上兩黨的區別。如第1期學生杜聿明同時手接兩張不同的表格，他略微想了一下，把目光聚焦到了“共產”這兩個字上，多年後他在回憶文章中說，他想了半天，沒明白“共產”的意思，後來他對“共產”的理解，認為可能是把他老家裡的財產歸大家所有。把家中財產給別人，他可捨不得。就因為對這兩個名稱的膚淺理解，杜聿明決定還是先加入國民黨，看看情況再說。另外，他又從直覺上判斷，國民黨是孫中山的黨，不會有錯，於是就填了國民黨發給的那張表。不過，杜聿明可能沒想到，在同他加入國民黨組織差不多的時間裡，他在家鄉讀書的未婚妻曹秀清選擇的卻是共產黨，正在陝西榆林中學校園內舉起右手，向著斧頭鐮刀的圖案和列寧像宣誓。
黃埔第1期學生徐向前回憶說：“第一次上課是填表，集體加入國民黨。大家毫無思想準備，想不到參加國民黨的手續這麼簡單，一堂課下來，都成了清一色的國民黨黨員了。後來一些同志都把這件事當笑話說。”（徐向前著《歷史的回顧》，第27～28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黃埔軍校的國民黨組織擁有蔣介石支援之便和主義宣傳之便，國民黨是孫中山的黨，黃埔的校歌裡就是校總理孫中山的主義，他們發展黨員嫌這樣一個個去找人入黨太麻煩，就乾脆在課堂上把入黨登記表當成作業發了下去，規定每個人都要填好。教官說的道理很簡單：你不是想當革命軍人嗎，那你就得先是革命黨人。於是大家都填了表，集體加入國民黨，包括共產黨員。當然，學生中也有不少人在那時對政治和主義之爭不甚感興趣，雖然被髮展為黨員，但卻並無鮮明而強烈的政治意向。由於中共中央早有決議：共產黨員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