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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汪精衛黨代表到哪裡去了呢？”這一義正詞嚴地發問，使全場為之一驚。蔣介石一下子面紅耳赤，過了一會兒，他叫侍衛官將提出質問的學生的名字記下來，淡淡地說：“汪黨代表有病，入醫院了，不久就會出來的。”
蔣介石避重就輕沒有談“中山艦事件”，此時他心中非常明白，這個由孫文主義學會分子挑起的事端正符合他的本意，儘管他沒有直接參與策劃這次事件，但他正好藉機利用這次事件，把國共關係破裂的罪名強加到共產黨人的頭上。所以，他在黃埔軍校“總理紀念週訓詞”中說：“3月18日中山艦案，是與中國共產黨本部沒有關係的……我絕不承認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產黨有什麼陰謀在內……所以今天，我可以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與共產黨團體是沒有關係的。”“此事並且當時我曾宣告：若要3月20日這事情完全明白的時候，要等我死了，拿我的日記和給各位同志答覆質問的信，才可以公開出來。那時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於天下。如果我冤枉別人家來提高自己人格的——那樣的人，絕不是革命黨員，更不配做本校的校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編《蔣校長演講集》，1926年出版）
“中山艦事件”的當事人之一王伯齡在事後的回憶中也說道：“當中詳細惟鄙人與蔣先生二人知之，未待蔣先生許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蔣先生對學生訓話，有如果要知道此回事變真相等，我死後，看我的日記，於此可以判斷這次事件性質之重大，絕不是宣傳為中山艦事件者比。中山艦雲者，煙幕也，非真歷史也。而其收功之總樞，我敢說，是孫文主義學會。若沒有學會的話，黨老早沒有辦法了。學會能立這點功，也不枉這些對黨熱心效忠的同志，我們也夠本了，過河不用舟了。”（《黃埔季刊》第1卷第3期，1938年出版）王伯齡在此所說的“過河不用舟”之橋樑，即正是蔣介石欲除共產黨人而頗費多年心思正在尋找的“清黨”藉口。
蔣介石以“中山艦事件”為突破口，得以“順水推舟”，把屠刀首先指向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人。
黃埔島上的“清黨”殺戮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僅半個多月，4月，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相繼宣佈解散，但雙方的鬥爭反而更加擴大。5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限制共產黨的所謂“整理黨務案”。此決議案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許跨黨”，“黨內無黨、《黃埔生活》週刊第4期刊登的魯迅來校講演記錄稿校內無派”。6月，蔣介石在軍校裡公開發表反共講話，要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要共產黨員官兵宣告自己的身份。同時，他又組織“黃埔同學會”，自任會長，以原來“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把持會務，秘密調查共產黨員的活動，排擠“黃埔同學會”中的共產黨員。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軍校兩種思想和勢力的鬥爭更加激化，並逐漸擴大到所屬各分校和東南各省中去。黃埔軍校部分革命師生曾向蔣介石發表公開信，表示要掀起一個“救校長運動”，要求蔣介石收斂其反共行為。可是，蔣介石卻進一步與帝國主義勾結，悍然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著，蔣介石相繼發出《飭黃埔學生不可妄有發言和越軌行動令》、《黃埔學生停止開會令》等文告。
也就在黃埔軍校面臨蔣介石的血洗殺戮前夕，適逢大文豪魯迅先生造訪軍校。1927年1月18日，魯迅先生離開廈門，乘船到達國民革命的中心廣州，受聘擔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這年9月27日他返回上海，前後在羊城生活了8個月又10天。在此期間，魯迅受邀前往黃埔軍校作了一次演講，這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造訪黃埔軍校。那時，黃埔軍校留守政治部主任熊雄看到報紙上刊載有關魯迅先生到中山大學任教的訊息後，產生了邀請他來軍校做演講的想法。幾天後，當熊雄把這件事與政治部的同事孫炳文、劉弄潮商議時，3人一拍即合。1月25日，劉弄潮上門拜訪魯迅，在簡單的寒暄後，馬上就把話題引到演講事宜上來。當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破裂前夕，魯迅初聽後有些顧慮，他說：“現在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劉弄潮隨即解釋道：“黃埔同學，尤其是現在的第5期，有許多是過去的大學生，都聽過你的課。”如此一來，打消了魯迅先生的顧慮。魯迅表示：“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權在革命方面，不在個人方面。”
4月8日，魯迅在好友應修人等陪同下，前往黃埔軍校本部禮堂，做了大約兩個小時的演講，題目為《革命時代的文學》。在演講中，魯迅透過生動的比喻，旁徵博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