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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廖給周匯了路費。”
青年時代的張申府張申府在黃埔軍校的時間不長,大約兩個月左右,於1924年6月下旬辭去政治部副主任職務。他說:“這一年八九月間,廣東大學暑假過後開學時,我從天津回到廣州,見到周恩來問起給他寄款之事,周說沒有收到。原來錢款剛匯出,周已經搭乘一條郵船動身回國了。”正是張申府的推薦,孫中山、廖仲愷熱情相邀,周恩來受黨的委派於11月到黃埔軍校擔任第3任政治部主任。
在周恩來之前的兩任政治部主任,基本上對軍校的政治工作無所作為。第1任主任(最初稱軍校政治部部長)戴季陶僅是掛名,他在1924年5月9日兼職主任後,由於對自己在廣東政府內所擔任的角色越來越不滿,態度非常消極。在任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兩個月時間裡,經常不上班,或每隔一兩天到政治部走一趟,看看例行公文就走了,甚至拉攏一些人制造謠言,煽動國共兩黨摩擦,把政治部變成了一個死氣沉沉、沒有作用的機構。這年7月,戴季陶因為國民黨內部的爭論,負氣辭去一切職務,去了上海,軍校政治部主任遂由副主任邵元衝繼任。然而,這個邵主任很在意把這一職當成一個官來做,他既不接近學生,也不接近教官,是一個典型的辦公桌官僚。所以他每次在大花廳裡作政治演講,學生們都能酣然入睡,大家把他稱之為“催眠術教官”。他所主持的政治部是個空架子,只有兩位擔任記錄的書記。
周恩來到任之後,他推行列寧創造紅軍的經驗,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機構,設立各級黨代表,傳授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開設具有最新內容、理論性很強的政治課,開展多種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等,開闢了黃埔軍校乃至以後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組織機構和工作制度,對原來班子進行整頓,增加部員,設定“指導”、“編纂”、“秘書”3股,從黃埔第1期畢業生中選調優秀共產黨員任職,以保證政治部工作正常運轉。制定了服務細則,明確了政治工作宗旨,規定了各級領導的權力範圍和工作職責。聘請常任政治教官,開設政治訓練班,組織政治討論會。
其次,重定政治教育計劃,增加政治教育分量,豐富政治教學內容。周恩來所採取的措施主要有:確定政治教學課目,制定政治教學計劃;擴大名人來校作政治演講的範圍和內容,舉辦師生政治討論會;組織政治部創辦刊物,教唱革命歌曲,營造濃厚的進步的政治氛圍。黃埔教官張申府(左)、季方晚年時合影。黃埔軍校的政治課裡出現了這樣的課目:中國國民黨史、三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國近代史、帝國主義、社會進化史、社會學概論、社會問題、社會主義、政治學、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各國憲法比較、中國政治經濟狀況、世界政治經濟狀況、政治經濟地理等。併發行期刊、專刊、文集、叢書、畫報,編唱歌曲,成立血花劇社。短時間內,在學生和教官中形成了研讀政治書籍、注意社會潮流的極其活躍的政治局面。
第三,指導建立中共黃埔特別支部,成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加強和擴大中共在黃埔軍校的政治影響。周恩來到職後,重視發展中共黨團組織。在他的正確指導下,中共在黃埔軍校的黨組織發展迅速。
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實地作戰相結合,開展戰時政治工作。周恩來對黃埔學生、官兵所進行的戰時政治工作成效顯著,包括“要求軍隊保持嚴明的紀律”,“向民眾展開政治宣傳”,“加強民眾的組織工作”等。
周恩來還給軍校各級長官另加政治教育的“小灶”,要求他們每星期二、五晚上7時開始,聽特別講演1個半小時。特別講演的題目均由政治部擬定,請各界名人到校。在被稱為大花廳的禮堂裡,黃埔軍校教官們見到了許許多多站立在那個時代潮頭的人物:彭湃到這裡講廣東海豐農民運動,李求實講全國青年運動,鄧中夏講省港大罷工,何香凝講廖仲愷的革命事略,宋子文講財政,李烈鈞講軍事,孫科講吏治。毛澤東、劉少奇都曾在這裡發表演講。文學家魯迅在這裡留下了金石之言:“我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彷彿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這些慷慨陳詞發表講演的人,雖然有的後來急流勇退,有的選擇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當時畢竟是大革命的弄潮兒,而有一些人則永遠以時代先進者的姿態留在了中國現代歷史的冊頁上。
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後來在軍校教導團、第1軍和國民革命軍各軍中全面推廣。北伐前夕,在國民革命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