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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記分卡：
＊員工總數：51％是女性24％是少數民族團體。
＊專業人員和經理人員：41％是女性14％是少數民族團體。
1989年我作為董事會主席退休的時候加內特公司的人員構成總體情況是：
＊37，000名員工：40％是女性21％是非白人。
＊在頂層的4類工種──經理、專業人員、銷售人員、技術人員當中41％是婦女16％是少數民族人員。
＊在加內特公司報紙中22％的出版人是女性加內特公司的女出版人佔到了全美國84名女性報紙出版人當中的1/4。
＊加內特公司的5位出版人是黑人兩位是西班牙人兩位是亞洲人。
＊在廣播電視系列中30％的無線電臺總經理是女性20％是少數民族人士。電視臺的總經理當中18％是少數民族人士9％是女性。
＊如果沒有頂層──董事會做出的表率高階主管人員在人事級別和檔案關係上面的進展就不可能實現。
1973年我成為執行長當時加內特公司的董事會一共有12名董事全部是白人全部是男性。
1989年我離開加內特公司的時候董事會的成員情況是：
＊4位女性包括1位黑人。
＊1位男性黑人。
＊1位亞裔男性。
除男性白人以外這些人使董事會的經驗和專業技能、思想和地理分佈都有了回報極高的多樣性加內特公司的領導層現在更能夠體現其“觀念”的領導地位。
在加內特公司內部我成功地消除了膚色和性別之間的差別但是對於其他媒體大腕我能夠產生的影響還是很小。
在美國報業出版人協會我當了14年的會長之後又是主席和總裁那個機構是報業組織的最高機關。
1968年加入董事會的時候那個機構全都是男性和白人構成的。等我升到官員級別並且能夠影響或控制人事任命過程的時候有3位女性出版人被選為這個協會的董事。
第一位是《華盛頓郵報》的凱伊·格雷漢姆。我經過一番運作後使她有利地位使她成為美國報業出版人協會的第一位女性董事長和總裁。
作為這個協會的負責人儘管凱伊的工作做得不錯但她本來應該為別的女性做更多工作的她本人的領導範例就足夠有說服力了。結果卻不然她的男性同事都返歸傳統她縱容他們那麼做。從那以後美國報業出版人協會再沒有選出過女性高層管理人員。
一般來說新聞記者和編輯人員道理講得比誰都好但總是沒有合適的行為加以印證。在男女機會均等方面肯定是這樣的有很多人事進展方面的事情都是法庭訴訟的結果而不是眼光遠大的領導層主動所為。
讓說教者羞恥的事情
最近幾年一些媒體所採取的規模最大的行動卻因為做了正確的事情而被人起訴因而遭受羞辱。
＊《紐約每日新聞》被裁定有針對黑人記者和編輯的種族歧視行為。據說裁定的結果是賠償310萬美元。
＊美聯社因為針對黑人、西班牙人後裔和婦女採取的種族歧視政策而受到200萬美元的懲罰。
＊《紐約時報》支付了65萬美元來解決一起歧視案件。
＊《華盛頓郵報》被行業協會罰款因為他們涉嫌“根據種族和性別進行薪資歧視”。本書付梓過程中這個案件還擱置在華盛頓特區的人權辦公室裡。
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是有些媒體口若懸河地進行宣傳對自己的員工卻那麼保守。
遲至1989年春季《華盛頓郵報》的資深編輯本·布拉德利和他以前的黨羽及當時任《洛杉磯時報》編輯的謝爾比·柯菲還在“女性、男性及媒體”的一次大會上當眾發怒。他們的態度是：“那又怎麼樣？”
同一天晚上大會安排貝蒂·弗裡德曼和我本人進行所謂的觀點之爭。結果答辯討論變成了一場聯誼聚會。回答問題的時候我的發言與當天早些時候布拉德利的大男子主義和傲慢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此後不久怒氣衝衝的布拉德利對《今日美國》的編輯部主任約翰·塞根哈勒說：“此事我一定得整一整紐哈斯。我一定得治治他！”
這有什麼新鮮的？我以前把那個婊子養的甩到一邊去過以後還會再次弄翻他。
加內特公司在男女機會均等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應該歸功於我的很多同仁他們相信應該這麼做跟我的觀點是一樣的。他們始終一貫地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