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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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一些普通遊戲，如“壟斷與陷井”，這種遊戲很嘈鬧，是根據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場構思出來的。後來訪問美國時我參觀了這種交易市場。我與商品的緣分也就到此結束。

格蘭瑟姆有了電影院，這的確給我的生活增加了樂趣。很幸運，我們的一位名叫坎貝爾的顧客擁有3家電影院。有時他們邀請我去他們家聽留聲機，我認識了他們的女兒朱迪，她後來成為著名演員，與諾埃爾·科沃德搭當演了戰時喜劇《笑逐顏開》，這個喜劇使“夜鶯”在伯科利廣場歌唱“成為名曲。由於我們認識坎貝爾一家，我的父母比較容易接受電影院這個事物。只要我去看”好電影“，他們就滿意。幸運的是這類電影也包括弗雷德·阿斯特爾和琴傑·羅傑斯的歌舞劇和亞力山大·科達的電影。他們很少同我一起去看電影，但銀行節時我們常一起去諾丁漢劇院或去一家大電影院。因此在平常日子裡看電影或戲劇的夥伴都是我的同齡人。即便如此也還有限制。一般每週有一個新電影，但有些電影索然無味，放映不了6天，就從星期四開始放映一個新電影。有些人接著看第二個電影，但我們家對此很不贊成。

這種限制也許是有益的，畢竟那時是好萊塢的黃金時代，我已經接觸了好萊塢的夢幻世界。花9個便士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黯黑的電影院裡先看新片預告，再看伴以活潑逗趣解說的英國有聲電影新聞。隨後是公眾教育性的短片，如《犯罪沒有收益》等，最後才是真正的大片。電影的內容涉及很多的方面，從《四根羽毛與鼓》這類帝國冒險片到現代喜劇《女人》（幾乎所有的女明星都參加了演出），到今人傷心的悲劇，如巴巴拉·斯坦威克演的《斯臺拉·達拉斯》，以及英格麗·褒曼演的電影。看電影時我沒有完全忘記接受政治教育。我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在萊斯里·霍華德和招人喜歡的默爾·奧伯倫演的《鮮紅的海綠花》中得到了值得誇耀的的肯定。我父親一直強調要堅持自己的原則，這在詹姆斯·斯圖爾特主演的《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中得到了體現。當在《尼諾奇加》中，蘇聯的一位嚴肅的政委受到一頂女人的帽子引誘時，人們不禁捧腹大笑。羅伯特·多納特扮演的小威廉·彼得和迷人的法國演員查爾斯·布瓦那在《瑪麗·瓦萊夫斯卡》中扮演的拿破崙都有助於我瞭解歷史。

我常常想，我出生在1925年而不是早20年是多麼幸運。在30年代之前，生活在英格蘭小鎮的女孩不可能有機會接觸到這麼廣泛的才華，戲劇演出，人類的感情世界，性的魅力，那麼壯觀而又非凡的風度。這些事物對2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來說的確是普通尋常的事，而且認為本應如此。格蘭瑟姆是個小鎮，但每當看電影時，我彷彿在充滿夢幻般的想象王國中漫遊，使我決心有朝一日到現實世界中去周遊。

對我父母來說，現實就擺在眼前，一點也不浪漫。他們並不是由於不喜歡各種消遣活動才形成自己的觀點，只是嚴格區分群體娛樂和自娛自樂。這一點即使是在經常演出的廣播劇和各種競技表演的時代也是有意義的，也許更有必要，他們認為不同程度的參與比作為一個被動的欣賞者要好。有時我對他們的這種觀點感到厭倦，但我能理解其中心意義。

有時我同母親和姐姐一起外出度假，通常是到斯克格尼斯海灘。這時同樣強調親身積極參加活動，而不是閒坐著胡思亂想。我們住在可以自己做飯的客房裡，這種辦法更經濟些。早上起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其他孩子一起到花園裡去做早操。這裡有許多好玩的東西，有水桶，有鏟子，當然還有海灘。晚上我們去觀看各種雜耍表演，有小丑、魔術、雜技，有老式的演唱，還有口技。這些節目按現在的標準來說是非常純真無暇的。觀眾很多，我們參加了亨利。霍爾的流行歌曲《客人之夜》的演唱。我的父母認為這類演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這件事本身說明人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當斯蒂芬森外祖母活著的時候，我們從來不會去看這類演出。她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直到我10歲那年。

這樣說可能使人聽起來覺得外祖母是個很刻板的人。其實並不然。在我和姐姐的生活中她使我們感到溫暖。她的著裝符合當時老祖母一代人的款式，總是穿一件很長的黑色緞袍，上面綴滿珠子。在炎熱的夏天晚上，她常到我們的房間來，給我們講她當少女時的故事。她也講老奶奶喜歡講的故事，嚇得我們面板髮麻，譬如說蠼螋會鑽到你的面板下邊，你會生癰。外祖母是個閒人，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多。她去世時86歲，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事件。按照當時的習慣，我被送到朋友家住，直到辦完喪事並且清理運走了外祖母的遺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