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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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他說，衛理公會的各種活動，我最喜歡的是它的音樂。在主日學校週年紀念時，我們唱專門的聖歌。我總是翹首以待凱斯蒂溫和格蘭瑟姆女校的合唱以及演出前幾個星期的彩排。我們教堂的合唱隊尤其出色。每隔一年我們演出一次。節目有漢德爾的《救世主》，海登的《創世》或門德爾松的《伊萊賈》。我們從倫敦邀請專業人員來承擔困難的獨唱部分。我體會到，嚴格的訓練和實踐可以使潛在的音樂天賦得到開發。我們家參加了一個音樂協會，一年舉行三四次室內音樂會。

我們家喜歡音樂，5歲時父母安排我去學鋼琴，我母親也彈鋼琴。我彈得還不錯，也很幸運，教我的老師很好，我在當地的音樂會上得過幾次獎。我學琴用的鋼琴是我的叔叔約翰·羅伯茨在北安普敦製作的。他還製作教堂用的風琴。10歲時我去看望他，他在花園的一個穀倉式的建築物裡製作了兩臺鋼琴，他讓我用其中的一臺演奏，我感到特別高興。遺憾的是16歲時我為了準備大學入學考試，不得不停止音樂課。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彈過鋼琴，至今仍感遺憾。那時我們晚上在家裡開音樂會，我彈鋼琴，父親（很好的男低音）和母親（也是低音），有時還有朋友們，唱一些他們喜歡的老歌，如《聖城》、《失去的琴絃》以及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我童年時代最為令人興奮的日子也許是12歲那年我對倫敦的訪問了。我在母親的一個朋友的照料下乘火車到達國王十字架車站。斯金納牧師和他的夫人到車站來接我。他們是我們家的朋友，負責在倫敦照顧我。倫敦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令人頭暈目眩：國王十字架車站像一個巨大的人群熙攘的山洞；城市的其他部分令人眼花繚亂，呈現出一派工商業和帝國大都會的景象。我有生以來在這裡第一次見到外國人，他們有些人穿著印度或非洲的當地服裝。交通車輛及行人之多令人興奮不已，他們身上像是在發出某種電能。倫敦的建築非常宏偉，也是令人興奮的原因之一。由於被煙燻黑，倫敦的建築呈現出一種黑色的宏偉氣派，這使我不時想到我正置身於世界的中心。

斯金納夫婦帶我去了倫敦的主要景點。我在特拉法爾加廣場喂鴿子；我乘了地鐵——這對一個孩子來說是一次稍稍有些令人生畏的經歷；我去了動物園，騎在大象背上；我被爬行動物嚇得直往後縮—這可能預示著我與艦隊街的關係。牛津街使我很失望，比我想象中的通衢大道狹窄得多；我朝覲了聖保羅教堂，約翰·威斯利皈依的那天上午曾在那裡作祈禱；當然，我還去參觀了議會和大本鐘。這些地方確實不負眾望。我還去了唐寧街，但我沒有年輕的哈羅德·威爾遜的預見性，沒有在唐寧街10號門前照相留念。

我對這一切都感到無比快樂，但高潮是座落在路易舍姆的卡特福德劇院，這是我第一次去那裡，在那裡我們觀看了西格蒙德·羅姆伯格的著名的音樂劇《沙漠之歌》。在3個小時的演出中我完全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像劇中的女主人公一樣隨著勇敢的紅色魔影飄然而去。我太喜歡這個音樂劇了，我購買了該劇的樂譜，在家裡彈奏，也許彈奏的次數過多了。

我對倫敦和斯金納夫婦眷戀不捨，他們主隨客便，熱情的款待使我體味到塔萊朗的話：生活是多麼甜蜜。

我們的宗教生活不僅包括音樂和社交活動，而且有富有啟發性的知識活動。傳教士們具有強烈的個性和鮮明的觀點。我們鎮上衛理公會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的一般政治傾向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義者。在1935年組織“和平投票”時，格蘭瑟姆的衛理公會教徒表現得很突出，他們在選區內散發民意測驗答卷，後來宣佈絕大多數人“贊成和平”。沒有書面材料表明這一結果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起了多少作用。我們羅伯茨一家有自己的看法。和平投票是一個愚蠢的主意，應對全國沒有為最終打敗獨裁者及時進行戰備負責。在這一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由於我們是堅定的保守黨人，因此我們家處於少數。我們的朋友斯金納牧師積極贊成和平投票。他是最善良而又最虔誠的人，多年以後他為我和丹尼斯在倫敦的威斯利教堂主持了婚禮，但是個人的品德不能代替頑固的政治觀點。

我們每個星期天聽取佈道，這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