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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際形勢，任何人關於30年代的記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後來事件的影響，兒童的記憶也是如此。但是，我記得，我的父母對國聯的軟弱表示不安，因為當1935年阿比西尼亞遭到義大利入侵時國聯沒有給予支援。我們對獨裁者極不信任。
當時我們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瞭解不多。但是，我的父親與很多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們不同。有些支援佛朗哥的人提出，應該支援法西斯政權，認為這是打敗共產主義的唯一辦法。我的父親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他相信，自由社會比這兩種制度都好。我自己也很快樹立了這種信念。在宣戰之前我們對希特勒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在電影院觀看新聞短片時，對黑衫黨大搖大擺地遊行集會感到厭惡，而且很不理解。這與我們的溫文爾雅自我約束的平民生活迥然不同。透過閱讀我們還了解到大量關於法西斯政權的野蠻和荒謬的事實。
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認為與獨裁者的戰爭不是一種可怕的前景。如果可能，應該避免這種前景。在我們的閣樓裡有一大批雜誌，其中有一些關於大戰的著名照片，一隊英國士兵被介子氣毒瞎了眼睛，他們正在走向治療站，每個人都把手搭在前邊人的肩上，由前邊的人領路。懷著最好的希望，我們作了最壞的準備。早在1938年9月，也就是簽訂慕尼黑協定時，母親和我就買了許多碼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我的父親投入大量精力組織鎮上的防空。後來他說，“ARP”（防空措施的英文縮寫）代表阿爾夫·羅伯茨的煉獄（他的名字的縮寫）。由於防空耗費了他的大量時間，他沒有時間幹其他事了。
30年代影響最為廣泛的神話也許是這樣的說法，即右翼而不是左翼最為熱衷綏靖政策，從我自己在一個政治上高度右傾的家庭經歷來看，以及從我的記憶中當德國人已經進入布拉格時工黨實際上怎樣投票反對徵兵來看，我都不能吞下這種觀點。但是重要的是要記住，當時的綏靖氣氛是很濃的，人們的政治觀點受到侷限。
這個問題影響的廣泛性在1935年的大選中表現出來。我當時10歲，在這次大選中從政治方面得到了鍛鍊。事實將會表明，我們的家庭本來就是一個熱心政治的家庭。儘管這裡邊蘊含著嚴肅的義務感，政治也是樂趣。我當時還大小，不能為我父親竟選市議員作宣傳。但是，我得到一項工作，摺疊那些鮮紅的宣傳保守黨候選人維克托·沃倫德爵士的傳單。傳單上的紅顏色染到我的溼潤的手指上。有人說，“那是沃倫德夫人的口紅。”維克托爵士的當選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我堅信不移。選舉那天，我的重要任務是在保守黨委員會辦公室和投票站（我們的學校）之間來口傳遞投票情況的資訊。最終，我們的候選人當選了，儘管我們的多數票從16000減少到6000。
我當時不理解關於重整軍備和國聯問題的爭論。那次竟選很艱苦，面對著“為和平投票”積極分子的競爭，而且還有阿比西尼亞戰爭這個背景。後來，當我十幾歲時，我經常與其他保守黨人激烈爭論，鮑德溫在竟選中是否誤導了選民，人們普遍認為他沒有告訴選民國家面臨的危險。事實上，要不是國民聯合政府在那次選舉中重新當選執政，就根本談不上重振軍備應該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黨上臺，很可能會做得更差。國聯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戰的爆發。
我們對1938年簽訂的慕尼黑協定的感情是錯綜複雜的，許多反對綏靖政策的人都有這種感受。當時，人們被推向兩個方向，非此即彼。一方面我們對希特勒政權或者說他的意圖相當清楚，特別是我們家庭有親身感受。希特勒取締了德國的扶輪社，我父親一直認為這是扶輪社能夠得到的最高獎賞。我們得知，獨裁者不能容忍組織市民社會的志願組織，如伯克的“小隊”，也不能容忍法律範圍內的個人權利。若契醫生屬德國血統，可能是鎮上最好的醫生了。他從德國得到不少訊息，把這些訊息告訴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又與我討論這些問題。
我對希特勒有自己的認識。我們家附近有一家賣魚片的店，我經常去買我們家星期五的晚飯。在那裡排隊的人常常組成一個很好的論壇。有一次辯論的題目是希特勒。有一個人說，希特勒至少使德國人有了一些體面，而且使火車正點了。我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一些年齡比我大的人感到震驚，而且無疑有些惱怒。開店的女老闆笑著說：“哦，她總是不停地辯論。”
我們家庭特別瞭解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虐待。我們學校鼓勵學生與外國學生建立筆友關係。我的筆友是一個法國女孩，名叫克萊特。天啊，我沒有與她保持聯絡。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