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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1952年工黨在市政會選舉中獲勝，父親作為高階參議員候選人落選，我很傷心。這件事當時受到嚴厲譴責，認為是置政黨於居民利益之上。我仍然記得他當時不失體面的表現。市政會選舉結束後，他站起來說：“自從我榮幸地穿上市議員的禮服，已有將近9年的時間，現在當我脫下禮服時，我仍然榮幸地寄予信任。”此後他收到朋友、盟友、甚至老對手給他的信。他發表宣告說：“儘管我摔倒了，但我並沒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覺是，進入市政會和離開市政會，我都處之泰然。”許多年以後，類似的情況在我身上發生了，那時我父親已經去世多年。我把他離開公眾生活時的做法作為我的榜樣。
但這是後話。當我還是個女孩時，我和我父親的共同興趣也許是對政治知識和公眾事務的渴望。我認為我們家的訊息比其他家庭靈通。我們每天都閱讀《每日電訊》，每週都閱讀《衛理公會紀實》、《郵畫》、《約翰·奧倫敦週刊》。當我還是孩提時，我們閱讀《兒童報》。有時我們也閱讀《泰晤士報》。
有一天我父親購買了我們家的第一臺收音機，是菲利浦牌的，現在有時在不太富麗堂皇的古玩店裡還能看到。我知道父親買收音機的計劃，我激動地從學校跑回家。沒有使我失望，收音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自從有了收音機，我們的生活節奏就不再僅僅是扶輪社、教堂和我們的商店，而是收音機廣播的新聞。而且不僅僅是新聞。在戰爭期間，星期日9點鐘新聞後，有一個“播後評論”欄目，是一個短小的專題談話，經常由J·B·普利斯特利主講，他具有一種獨特的天才，把左翼觀點包裝得嚴嚴實實，聽起來像是北方的家庭哲理。有時則由一個名為昆廷·雷諾茲的美國記者主講， 他以嘲弄的口吻用希特勒家族的一個姓來稱呼希特勒， 稱他為“希克勒格魯伯先生”。有一個叫做“思想庫”的欄目，由4名知識分子主持，是關於當前時事的一小時討論，其中最有名的是C·E·M·喬德教授，他對任何問題的回答都是“這要看你所說的……是什麼意思”。星期五晚上有由諾曼·伯克特等人主持的討論系列節目叫做“見面”。我喜歡“又是他”系列廣播喜劇及其仍然有用的順口溜，還有劇中的那些人物，諸如性格憂鬱的女傭人“莫娜·勞特”及其噱頭：“自得其樂，樂在其中。”
無線電對重大事件的廣播非常及時，特別是關於戰況的廣播。這種廣播使許多家庭感受特別深切。我記得，有一年吃聖誕飯時，我和家人坐在收音機旁，收聽國王1939年的聖誕祝詞。我們深知他在努力克服他的語言障礙，我們知道那是現場廣播。我當時想他一定會感到不愉快，因為他知道他要作廣播講話，而不能享受聖誕晚餐。我記得他用緩慢的語調吟誦以下名言：
我對站在新年門口的人說：“給我一盞燈，使我能夠安全地走向未知世界。”
他回答道：“走出去，進入漆黑的世界，讓上帝牽著你的手，這比燈還要亮，比你熟悉的路還要安全。”
大戰爆發時我將近14歲，已能理解戰爭的背景並且知道許多有關情況。在此後的6年中我緊密地跟蹤了戰爭的重大事件。我對30年代政治世界的瞭解不夠深入。但有些事情還是留在了記憶中，例如大蕭條的年代。這是由於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經濟災難。這次災難對格蘭瑟姆影響較小，但對附近的農業地區影響較重，而北部重工業地區的城鎮受影響更大。格蘭瑟姆的多數工廠仍然開工，最大的工廠是拉斯頓和霍恩斯比，它是生產機車、蒸汽機或拖拉機的。我們的鎮還吸引了新的投資，其中一部分是我父親爭取來的。我們家的生意仍保持穩定：人總得吃飯，而我們的店很會經營。鎮上的人明顯地分成兩部分，領月薪的人，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白領”僱員，他們的生活較為穩定；不領月薪的人，由於找工作更為困難，他們的生活極不穩定。在我去學校的路上，在勞動市場前總排著一條長隊，那裡的人不是找工作就是要求救濟。我們是幸運的，我們的親朋好友中沒有人失業，自然，我們認識的人中有人失業。而且我們記得，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失業家庭的孩子們的衣著是多麼整潔。他們的父母決心作出必要的犧牲。在東米德蘭地區的城鎮中，人們自力更生和獨立生活的精神很強，即使是最窮的人也是這樣。這意味著他們永不脫離這裡的居民隊伍。有能力的人默默地捐獻出能夠捐獻的東西，格蘭瑟姆的居民群體仍然凝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我愈加體會到，格蘭瑟姆是一個多麼好的地方。
因此，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沒有階級分野和階級衝突的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