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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討論了共產主義的非宗教性質以及它向基督教政治家提出的挑戰問題。
在這次訪問的公開講話中我要求義大利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參加到新生的歐洲民主聯盟中來：我承認“保守”一詞在義大利具有不同的輕蔑涵義，但我敦促我的東道主們考慮我們的政策相似這一現實。我親自對阿爾多·莫羅這位當時的基督教民主黨領袖談了這一論點。他是個處世超然的學者式的人物，在他的黨內屬於左派，我覺得他對我的講話並不怎麼贊同。哎呀，可悲的是，沒有機會再討論這一問題了，因為不到一年時間莫羅先生就遭到綁架並被謀殺了。
回想起來，我現在能夠領會，義大利人認為他們與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很不相同，他們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天主教的社會學說在不存在強大的世俗的中間偏右政治傳統的社會里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框架，這種框架也適用於新教徒。問題是，作為一種生活觀點，無論這一學說有多少優點，它本身並不足以為20世紀後期所需要的切實可行的政策提供思想基礎。就經濟政策而言這一點尤其如此。從地地道道的自由企業到“總體主義”的任何思想都能用基督教民主主義的語言來喬裝打扮。有些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如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採用自由市場詞藻（如果說並非一貫採取自由市場政策的話）來彌補這些不足，他們至少已經在這方面走了部分路程。其他政黨，如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人，則已全部走完了這一路程。基督教民主主義已經表明，它無法說明冷戰後世介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民族國家和超國家機構之間的長期關係。我得出的結論是，不管個別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可能會博得我們多少尊敬並值得我們支援，保守黨人從他們那裡幾乎學不到什麼東西。
總之，來自奧地利、丹麥、芬蘭、德國、冰島、挪威、葡萄牙、瑞典和英國的基督教民主政黨和保守主義政黨還是一致同意成立歐洲民主聯盟。我出席了19——78年4月在薩爾茨堡的成立大會。出席大會的其他政黨領袖有赫爾穆特·科爾和弗朗茲·約瑟夫·斯特勞斯——巴伐利亞州基督教社會聯盟領袖，他在赫爾。科爾於1976年10月的選舉中以微弱少數失敗後，成為德國右翼的總理候選人。他們兩人之間的懸殊差別使我很感興趣。兩個人都身體魁偉，很有德國人特色。但斯特勞斯先生是個生性活潑的知識分子，十分機智，是個有造詣的雄辯家。他缺乏赫爾穆特·科爾的謹慎，在與赫爾穆特·施密特競爭時，他的感情衝動和並不完全名副其實的極端主義名聲後來使他失敗了。這是在克萊斯漢姆城堡的一個光輝燦爛的時刻，歐洲民主聯盟是奧地利人的創見，他們是極好的東道主。對我來說這也是在重要時刻的一個有用的講壇。
我已經提到過，第三個緊迫的歐洲問題是共同體各國在東西方關係中的作用。雖然這個問題從我成為黨的領袖後不久就使我全神貫注、但我只在一個場合直接談到過它，——在由休·托馬斯幫助起草、於1978年6月23日星期五在布魯塞爾向天主教大會發表的一次講演中。主題是“外交政策的原則”，論述的範圍很廣，包括需要在全世界推進民主以減少戰爭的危險。但是講話中引起最大注意的那部分是關於歐洲共同體的政治作用問題。我並不把歐洲經濟共同體僅僅看作是一個經濟實體：它具有更廣泛的戰略目的。作為毗鄰蘇聯控制的東歐的一個民主、穩定和繁榮的地區，它既是一個顯示西方生活方式的視窗，又是一塊把各國政治家和人民從共產主義拉開的磁鐵。此外，西歐國家在處理它們同蘇聯及其衛星國的關係時，其指導思想不應僅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而是要充分考慮到技術轉讓和廉價貸款對俄國戰爭機器的潤滑作用。
我們必須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同蘇聯的關係。西方提供的信用貸款、穀物和技術；關於安全與裁軍的各個不同方面的談判；蘇聯和衛星國在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活動，全都是同一景物的不同表現特徵。除非我們像蘇聯那樣學會從總體上來看待這一景物，否則我們將不斷失算。
為了瞭解我們是如何得出這樣一種看法的，有必要更加全面地考慮東西方的均勢問題。
第二節 東方與西方
我成為保守黨領袖之後最先會見的外國政治家之一是吉拉爾德·福特總統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多年來我對基辛格博士的崇敬不斷增長，而且——雖然從不同的角度——我們對國際事件的分析日益趨同。然而，這個時候我對西方對蘇聯政策的方向感到不安，他被公認為是這種政策的主持人。
我的確承認理查德·尼克松在與蘇聯人玩弄實力遊戲時所實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