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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左派在許多方面和領域中取得進展的時期。在歐洲的地中海地區一些共產黨似乎即將進入政府。人們感到歷史與蘇聯的軍事力量正在按照它的方向推動世界，左派因此受到鼓舞。只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決策和重新注入活力的美國領導人才能與之搏鬥並扭轉這一狀況。與此同時，歐洲右派不得不在政治戰線上進行一場惡戰。
任何地方的戰鬥都不如在葡萄牙那麼兇猛。在我成為保守黨領袖的幾周內，我與屬於佔統治地位的聯盟中右翼的唯一政黨社會民主中心的領導人迪奧戈·弗雷塔斯，多阿馬拉爾教授有過一次長談。他是一位文雅的知識分子，顯然是出於最高尚的動機而參與政治。在我見到他時，他也陷入了極度的絕望之中。自從1974年4月推翻卡埃塔諾博士的專政以來，共產黨人和軍隊中的其他激進左派人士，與葡萄牙共產黨一起，已經千方百計地成功地取得了幾乎全部政權。
鄰國西班牙是比較幸運的，它在佛朗哥將軍於1975年11月去世後，基本上順利地實現了獨裁體制的轉變。在那裡，人們無疑看到了葡萄牙人對於過於顯眼的企圖奪取政權做法所進行的抵抗，西班牙共產黨從它1977年獲得合法地位的日子起就寧願採取“歐洲共產主義”偽裝的辦法來同它的義大利和法國的對應夥伴們進行競賽。我始終認為歐洲共產主義是一種策略性手法，人們應該用早先的類似事物如20世紀30年代的人民陣線來理解它。它確實表明了對開明的公眾輿論的力量的認識，並且預示著共產主義的內部自信心的即將崩潰。但它並不表明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任何基本目標。關於這一點的唯一“證據”可以在對歐洲共產主義各國領導人員的真正態度和意圖的評價中找到。
由於幾個方面的原因我懷有訪問西德的宿願。當然，當全球的自由範圍正在不斷縮小的時候，它恰好地處歐洲自由的邊疆。西方的防務戰略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取決於西德政治領袖的政策和西德人民的決心。康拉德·阿登納及其繼承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幾位總理堅定地抵制過蘇聯及其東德衛星國的奉承和威脅。但是維利·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的隱蔽議事日程是按照東方的條件實現德國統一，這動搖了人們的許多設想。它無意中產生了一種效果。即促進了西德的（包括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內部）中立主義態度和對東歐各國政府的合法性的認可。人們對新東方政策和社會民主黨的穩妥可靠性懷有疑慮，久不消逝，儘管維利·勃蘭特的繼承人赫爾穆特·施密特很堅定，他很快就著手以他主張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歐洲駐紮美國中程核導彈部隊的要求來加強大西洋兩岸的聯絡。赫爾穆特·施密特隨之對吉米·卡特領導下美國對外政策的迂迴曲折做法抱著越來越不信任的態度。
我渴望進行這一旅行的另一個原因是基督教民主聯盟本身的重要性，該黨對保守黨人來說，是另一個最大的中間偏右的歐洲政黨。關於成立一個聯合組織——後來成為歐洲民主聯盟——的思想最初來自奧地利（基督教民主主義）人民黨領袖阿洛易斯·莫克。但是德國人和我們自己必然是該聯合組織中的兩個關鍵組成部分。雖然我後來發現在德國基督教民主黨和英國保守黨兩者的傳統之間有著重大的差異，但是這些差異遠非像在義大利或比利時這些國家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和我們自己之間的差異那麼大。路德維希·艾哈德在德國倡導的社會市場方針在更大程度上信奉自由企業的方向，而其他基督教民主黨派，大都奉行一種自我懺悔式、往往有點缺乏方向的經濟學。
我作為保守黨領袖第一次去西德訪問是從1975年6月26日星期四至6月28周星期六。然而，第一個星期四晚上在英國駐波恩大使的官邸內我的頭腦卻集中在國內所發生的事情上，在那裡西伍爾維奇補缺選舉的選票計數工作正在進行中。與我的前任不同，我決意在補缺選舉中親自參與竟選活動，這是有點冒風險的，但是當事情進行順利時，如同這一次的情況那樣，這是有好處的，因為我們以7。6％的多數獲勝贏得了席位。由於如通常那樣黨缺少現金，我沒有帶新聞官員陪同前往，戈登·里斯在知道這一情況後曾向我建議，如像預料那樣取得成功我應說些什麼和做些什麼。我們同意我講話的大意是“這是走上結束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步”，然後我會做個丘吉爾式的勝利手勢一既然我是在德國，這就更合適了。戈登並沒有考慮到要教我如何做這個手勢。所以，第二天當我被要求就此選舉結果發表評論時，我笑笑並舉起了兩個手指，不幸的是手指的方向反了，興高采烈的攝影師們把它當作一種輕鬆愉快的表示，一定是對工黨的粗俗的蔑視
